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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原洪:“特朗普现象”的由来及其效应
发表时间:2016-11-21 17:06 来源:国际网
鉴于美国大选后的国内形势,特别是为了缓解社会分裂,特朗普上台后必然会试图改变“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负面效应。美国对推进“全球化”以及由此伴生出的所谓“全球治理”等相关事宜的“热情”会明显减退。此外他上台后为了集中精力解决国内乱局,可能放缓遏制俄、中两国的步伐,试图缓和些许也已十分紧张的双边关系。对中国而言,特朗普上台带来的冲击,首当其冲的不是中国,而是其盟国。即使特朗普就职后美国政府真能落实上述政策调整,对我们也是有利有弊,甚或利大于弊。当前,我们完全可以静观其变。

继英国公投脱欧后,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选举,大出世人所料,震惊全球,其引发的震荡甚于前者。

唐纳德˙特朗普以一个从无从政经验的房地产商,以华盛顿政治体制“局外人”的身份参加美国总统选举,在美国内外各方讥讽、批评、打击下,经过一年多的竞选活动,过关斩将,冲破重重阻力,最终赢得大选,成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总统,入主白宫。这对于一贯自视“政治正确”的美欧政治精英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竟然成为现实。正是在这种毫无思想准备、惊恐慌乱之下,他们把“特朗普现象”视为“颠覆性革命”、“民粹主义海啸”、“自由世界秩序终结”等等与客观现实相距甚远的结论;发生日本首相安倍低三下四地匆匆求见特朗普,欧洲一些国家领导人在向特朗普祝贺的同时还要表白自己原来支持特的对手这种世界政治史上前所罕见的尴尬事。

与英国公投脱欧相类似,“特朗普现象”的出现表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出了问题。它们多年来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引领下的“全球化”,在给它们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导致国内本就存在的贫富差距更加悬殊,激化了阶级矛盾。这具体体现在包括一部分中产阶级在内的广大普通民众与少数精英阶层之间,由于在社会上经济地位不同而有着极其不平等遭遇,从而形成尖锐的对立。正如美国外交学会会长理查德˙哈斯在今年3月24日发表的文章中指出的,美国此次大选是3亿2千万美国人主要情绪“如果称不上公然愤怒,也是严重焦虑”的情况下进行的,“反对当权派的参选人正是这种心情的受益者”。广大普通民众支持特朗普竞选就是为了借此发泄对现行体制以及极力维护这一体制的精英阶层的极度不满和怒火。

民主党政治精英们错误地估计形势,为阻止特朗普当选,排斥掉左翼政客桑德斯,全力支持“政坛老手”希拉里竞选,试图以特朗普无从政经验作为其“软肋”发动攻势,将其打败。他们动用一切手段“丑化”、“妖魔化”特朗普,希拉里本人还咒骂支持特朗普的民众为“无赖”、“痞子”。美国主流媒体抛弃本应坚守的客观公正原则,无原则地吹捧希拉里,并且有枝添叶地用“绯闻”抹黑特朗普,频繁制造虚假民调误导民众。甚至在职总统奥巴马也一反惯例,积极介入大选,为力挺希拉里不惜与特朗普对骂。所有这一切更加激化民众对现行体制的愤怒,实际上给希拉里帮了倒忙。这反使特朗普不仅在所谓“摇摆州”,而且在原属民主党的“铁杆州”获得胜利,以大幅领先的优势赢得大选。

美国大选的后续效应正在显现。大选折射出的美国社会的严重分裂,更非一届政府所能解决。它对美国今后国内局势演变的影响将会是长期的。

眼下,各方都在对特朗普就任后美国国内政局、内外政策进行评估、预测。根据现有的有限信息,笔者有以下几点初步看法:

一、美国迄今仍是世界上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全力维系其在全球的主导地位是其国家利益所决定的,这也是任何一届政府制订内外政策的基点。无论谁出任总统都要服从于、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这是一项不变的定律,包括特朗普在内,概莫能外。其实,特朗普提出的“美国第一”主义,与奥巴马所说的美国“绝不做老二”,两者核心内涵是一致的,并不是什么“孤立主义”。两人之间的差异只会是在实现“维系美国在全球主导地位”这一目标过程中,在战略布局、策略运用、任务轻重缓急安排等方面有所不同。其内外政策不会有根本性改变。

二、缓解美国社会严重分裂,对特朗普来说是当务之急。他在11月10日首次会见参众两院共和党领袖时提出,当下最为急迫的是医保、移民、就业三大问题。在同奥巴马总统进行一个半小时的会面(原定15分钟)后,他于11日对记者说,原来主张废除奥巴马总统的医保法案,现在他同意保留法案中的部分条款。他还把组阁等过渡事宜交由副总统彭斯全权负责。这表明他已开始把工作重心放在国内,尤其是试图解决广大普通民众最为关切而又存在争议的医保、移民、就业等棘手问题。

希拉里竞选失利的一大原因是美国经济没搞好。奥巴马政府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曾一度试图整治华尔街,遭遇阻力后放弃努力,听任美国分裂成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所说的两个:“一个是超级富人的美国,他们在经济复苏中赚到了高额的奖金;另一个则是大量中产阶级、中小企业主的美国,他们仍在艰难地挣扎”。遂后,奥巴马将精力改放在国外安全问题上。这成为民主党此次大选失败的一个祸根。看来,特朗普吸取奥巴马的教训,在工作安排上改为“先国内后国外”、“先国内经济后国外地缘政治”。

三、“全球化”从来是把“双刃剑”,利弊兼有。利在于可以把资源配置范围扩展到国外,弊则在于势必会在主权运作方面受到一定损失。即使对于美国这个从“全球化”中获利最大的国家,也会产生随着众多企业为追逐最大利润转移至国外从而导致国内实体经济萎缩,经济增长乏力,失业人口增多的恶果。再有,不同阶层的人群在“全球化”推进中受益不均使得社会分裂日益严重。

美国大选后的国内形势,特别是为了缓解社会分裂,特朗普上台后必然会试图改变“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负面效应。美国对推进“全球化”以及由此伴生出的所谓“全球治理”以及签署多边贸易协议等相关事宜的“热情”会明显减退。虽然美国不至于废除业已签订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但至少类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注定会“胎死腹中”。

把英国脱欧,反移民、反一体化政党在欧洲的崛起,以及特朗普就职后美国对“全球化”态度的改变,统统斥之为“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等,是不合适的。这是任何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产生变化的必然规律。正所谓“物极必反”。

四、美苏冷战结束后,美国为了维持其唯一超级大国地位(或称世界上的主导地位),在国外大力推行“干涉主义”,挑起一场接着一场战争,力图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然而,这样做虽收到一定成果,却大大消耗了美国的国力。奥巴马上台后曾一度试图从伊拉克、阿富汗撤军来改变“干涉主义”政策,但由于受国内有关利益集团的左右,不仅未能从原有的泥潭自拔,反陷入更多的泥潭。尤其是因制造乌克兰危机和挑起南海争端,从而造成同俄罗斯和中国两大国为敌,促使中俄两国战略上的靠拢,彻底改变了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美国在中、美、苏(俄)三大国之间的有利地位,犯下了美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战略错误(基辛格等一批美国知名学者的定语)。持续多年的“干涉主义”政策不仅使美国在国外陷于被动,在国内也造成财力的紧张,经济发展受阻,民众“厌战”情绪高涨。这也是民调高达70%的民众认为“美国走错了路”的原因之一。

迹象显示,特朗普上台后虽不会放弃“干涉主义”,也不会改变美国视俄、中为对手的既定思维,但为了集中精力解决国内乱局,可能放缓遏制俄、中两国的步伐,试图缓和些许业已十分紧张的双边关系。

五、美国在二战后在欧洲、亚洲以及其他地区建立起的军事同盟网,一直是其力图称霸全球的重要抓手。只要美国实施维系其在世界主导地位的战略目标没变,它就会继续维持这一军事同盟网。但是,由于美国自己力量的削弱,它已无法对所有盟国的安全继续大包大揽的办法。要求盟国为自己的安全承担责任的呼声日甚。特朗普声言要盟国多交保护费、北约实无大用等言论,实际上同奥巴马批评盟国不尽义务,只求“搭便车”,两者并无二致。就以北约为例,按规定28个成员国的国防开支应占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2%,可是直至今日只有美、英、波、希腊、立陶宛达标,美国一家要承担北约每年约1万亿美元开支的四分之三。这种情况确实难以为继。

更有甚者,美国的一些盟国在搭乘与美同盟便车时还“夹带私货”。欧洲一些国家要求美国在并不涉及其核心利益的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出钱出力;日本借助日美同盟之名将美国拖入它同中国争夺钓鱼岛主权的旋涡,在签署“日美安保条约”的掩盖下重走军国主义道路,就是明显例证。

上述几点看法是否准确还有待特朗普就职后的实践来验证。

对于中国来说,有一点是明确的:即特朗普上台带来的冲击,首当其冲的不是中国,而是其盟国。它们在美国选举揭晓后的一片慌乱,举止失措,就可见一斑。平心而论,即使特朗普就职后美国政府真能落实上述政策调整,对我们也是有利有弊,甚或利大于弊。当前,我们完全可以静观其变。“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作者为中国外交部前政策研究室主任、前驻欧盟大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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