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的问题是国民性和制度的叠加产生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消极效果。意大利的民主制度赋与了民众极大的权力，但不幸的是，这个民族的特点恰好是耽于享乐。所以对于今天的意大利，即使公投过了，制度改革成功了，意大利的境况也会有好转，但仍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为更起决定性作用的国民性不改，其他都不过是隔靴搔痒。意大利还将长期拥有“欧洲病夫”的光荣称号。至于它会象当年的罗马帝国一样崩溃，还是凤凰再生，就只有天知道了。

意大利没有中国、美国甚至英国这样的经济独立发展能力，而是更多地依赖第三产业，她是最需要欧洲整体资源和全球化的国家。况且，这次公投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五星运动”党自身的表现也并不令人满意。而对于中国，无论公投结果如何，意大利都必定按照既定步伐向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靠拢。所以，意大利这次“飞不出黑天鹅”，“五星运动”党或许只能是过客。

针对美国在全球竞争中出现落后走势的现状，特朗普政府的国际战略将把重点放在国际竞争上。实施美国优先战略，以极端利己主义理念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更多榨取包括盟国在内的他国金钱和资源补养自己，才是精明之举。由于中美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一的两大经济体将对世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其相互关系的基本框架和走向事关美国重大利益，不会发生颠覆性变化，既合作又竞争，既协调又博弈将是新常态。拓展存在共同利益领域的双边和多边合作交流将是双方的努力方向。不过特朗普政府开始运行后，两国在国际和地区安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以及发展两军关系方面将面临严峻挑战，经贸、投资、金融、以及全球经济治理等方面，斤斤计较的讨价还价可能升温，在等个别议题上的碰撞难以避免。

从历史上讲，历届伊朗总统都成功的实现了连任，伊朗国内政治也得以保持连续性。而从政治现实看，鲁哈尼事实上获得了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以及伊朗议会的支持，伊朗内政外交新的变化，也需要鲁哈尼政府继续推动。因此如果没有意外，下一届的伊朗总统仍然继续是鲁哈尼。

恐怖主义的全球化，需要国际反恐的全球化应对。中国从构建和谐世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提出了标本兼治的中国方案。首先，打击恐怖主义需要充分发挥联合国及安理会的主导作用。第二，摒弃反恐问题“双重标准”是国际反恐合作的前提。第三，实现包容性发展是反恐治本之策。第四，综合施策，标本兼治。最后，不断创新反恐观念和手段。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全人类公敌。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将忠实履行自己的国际责任和国际义务，积极与各国人民一道，为国际反恐斗争作出应有的贡献。

即便在最理想的状况下，美俄关系改善的速度和幅度也会受限。俄罗斯绝对不会回到1989年至2014年所遵循的融入西方的政策上来。俄罗斯不会后退，并追求与美国平起平坐。美国外交圈人士大多不愿意看到这些。华盛顿的反俄情绪不会因为特朗普的胜利而消散。而且即便特朗普依照自己的意愿与普京接触，两国需要应对的问题面临着严峻的选择。此外，特朗普声称要对中国施压，此举或许是要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挑拨离间。很难想象俄罗斯会加入到美国的遏制中国政策中来。

至于外交政策，有几个关键性因素会影响特朗普的决策。一是，美国综合国力及对国际事务的主导能力，已经相对衰减。二是，特朗普利用了美国草根民众对现实的不满胜选，得罪了垄断资本、精英阶层和主流媒体，但他执政不可能依靠草根阶层，而必须得到上述势力的支持和配合。三是，特朗普竞选口号是“使美国伟大”，强调“美国优先”，他不可能放弃“全球谋霸”，转向“孤立主义”。四是，美国是世界大国，它的经济利益遍布世界各地，它要防止经济全球化对美国不利的一面，但不可能全面反对经济全球化；它会继续采取一些贸易保护措施，但不可能拒绝自由贸易体制。

未来特朗普很可能会谋求重开谈判，以更新而不是废弃现行世界秩序，从而使之对美国更有利。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即将开启美国外交政策的变革进程，而非发动一场外交“革命”。变革”将主导特朗普外交政策选择的方向，也将影响到其外交与安全政策团队的人事安排。至于特朗普外交变革的走向究竟是一场“革命”还是一种适应性调整，从官僚政治的角度来看，也许只有其确定的外交安全班子成员结构才能向外界提示明确的答案。

后奥巴马时代，美俄关系“重启”势在必行。如果特朗普能在反全球化思想的影响下实施战略收缩，美俄或许能够在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发展进程中多一些共同语言。当然，缩小或规避在国家利益定义上的理念冲突并不意味着美俄一定会走近，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战略互疑不可能马上消除，重大核心利益也存在分歧。这极有可能再次将美俄关系从新的“蜜月期”拉至又一个谷底。未来3-5年内，中美俄三角关系必定会呈现新的角力格局，但中俄关系与美俄关系并非“零和”状态。中俄必须根据时局变化，寻找更多、更灵活的利益契合点，共同应对全球化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