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战略协作关系的核心任务之一是建立后冷战时期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新秩序，因此中俄两国共同倡导了“上海精神”，主张通过合作、磋商、妥协、对话、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来实现持久和平与稳定。除了在被迫自卫的情况下，两国都反对在国际事务中滥用武力，反对霸权安全，这是不同于冷战年代的具有时代精神的新安全理念和安全模式。不结盟是与“上海精神”相一致的。

面对相同的事实，心态不一样，拿出的政策也就不一样。强调复杂性消极的一面，就会选择一种对抗性思路，强调复杂性合作的一面，就会选择双赢的道路。美国的“回归亚洲”，体现了一种防范心理。而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强调增加合作面。所以说，面对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态度很重要。从主观应对的政策角度上，我们可以提一些更为积极的东西。至少从中方角度出发，我们还是希望可以让两国关系的走向积极一点。新型大国关系首先表达了一个好的意愿，就是要跳出了“老大老二必有一战”的历史悲剧。另外，新型大国关系包含的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路径，也是值得两国一试的。

当前经济学界没有领悟全球化的内在问题。他们抓住过时理论，完全忽视了当下工人的反弹。今后在制定更明智政策时，必须考虑如今范围越来越广的工人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全球化2.0的超高速意味着需要更快速、覆盖面更广地开展工人再培训、安置津贴、求职补助、高龄工人工资保险和延长失业救济时限。历史告诉我们，不这么做必须面对后果——不管是英国脱欧还是美国的新孤立主义。

中美关系正在逼近一个临界点，但与其说这意味中美将回归两极对峙的冷战状态，不如说中美正在形成两个中心，代表世界秩序的两种方向，事实上中美关系反映了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的矛盾性。当今世界秩序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国家化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在市场逻辑基础上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越来越密切。另一方面在国家逻辑基础上由于经济全球化导致的不平衡发展，国家间利益矛盾与冲突日益加剧。对此问题有两种解决方案，一是顺势而为，在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上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推动政治全球化与国际政治民主化的发展。二是逆势而动，在政治国家化的基础上闭关自守，以邻为壑，逆转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可以说两种解决方案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理念，两种不同的世界秩序。

土耳其调整外交政策的动向早已显现。但问题在于，除与个别国家外，土耳其与多数国家的矛盾和分歧都根植于两个主要因素：一是埃尔多安的地区野心，二是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只要这两个因素持续存在，土耳其在外交上的任何和解、改善、推进都将是有限的，并不能达到土政府预想的水平。

区域化未必是全球化的最佳方向和路径。以前大家都认为区域一体化是达到全球化的必经路径或是高级路径，而且欧洲一体化是最深、最广泛、最高水平的，结果它自己就出现逆转。正如英国“脱欧”所显示的，欧盟只是欧洲的选择之一，并非必然选择。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也让人们不能对地区一体化想当然。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启示是，“一带一路”建设并非将欧盟模式推向欧亚大陆，反而是多样性的亚洲模式在欧亚大陆的演绎。“一带一路”一方面要重视机制化软肋问题，另一方面也要“一国一策”，发挥好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不能迷信市场化与地区一体化逻辑，而是要打造“包容、均衡、普惠”的合作架构。

美国中东政策调整趋于务实，主要致力于政治解决地区问题。今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奥巴马执政时日不多，希望在中东多留些政治遗产。目前美主要做三件事，一是坚持重点打击IS，力助伊拉克政府军收复摩苏尔；二是推动伊核协议正常实施；三是保持叙利亚危机政治解决势头；其它热点问题适度降温，继续维持“乱而可控”局面。然而，能否取得成果，主要看地区形势发展，美国努力程度和地区国家以及域外大国与之协调配合情况。

当前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竞争明显加剧，根源是美国对中国的快速崛起倍感焦虑。美国企图维护亚太尤其是海洋霸权，视中国为“主要挑战者”，为压制中国而无所不用其极，特别是利用中国与某些邻国的海洋领土争端。面对美国的地缘围堵、经济排挤、政治渗透乃至“颜色革命”图谋，中俄合作顺势而上，政治互信、安全互助、经济互补并举，彼此借重、共同应对。

亚细安的区域组织建设如果缺乏自主性，依靠美国来“强化”自身，长远并不符合亚细安的利益。正如中东区域所表明的，缺少自主性而依靠外来力量的秩序永远不会牢靠。亚细安的自主性决定了其可持续性。其他声索国的独立性立场和外交政策也同样重要。因为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一些国家对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幻。如果从中东的情形来说，可以确定美国绝对不会为了亚细安任何一个国家的利益，而和中国进行一场公开的战争。目前中美双边关系尽管有矛盾，但仍然在发展和深化。今天的中美关系并非是冷战时代的美苏关系。如果考虑到这种情况，个别声索国要减少甚至放弃对美国的幻想。

由于双方都有需要，美英“特殊关系”还会维持下去。不过，英国脱欧不可能对英美“特殊关系”没有影响。英国脱欧后，其对外政策也势必会有不小的调整。其特点是把维护英国自身利益摆在优先的位置，体现更大的自主性。尽管还会重视美英“特殊关系”，但英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逐渐改变对美国亦步亦趋做法的势头不会减弱，甚或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