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G20杭州峰会精心设计的议程，新型全球化的基本轮廓渐而清晰：首先，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要认真实施“结构性改革”，既需要“有效的市场”，也需要“有为的政府”，善于为长期经济增长寻求新的动力。其次，新型全球化需更为重视处理“分配的政治”，“有增长，无发展”的状况亟需改变，应进一步提升“发展”议题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性，让发展更具包容性，让更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众享有全球化的成果。第三，更加重视气候变化等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性挑战，节制资本、增进公益，通过绿色金融、跨境联动等新方式予以应对，减少“全球治理赤字”。

序言

我们认识到发挥好二十国集团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作用的重要性，认为二十国集团有必要进一步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从侧重短期政策向短中长期政策并重转型。我们认为，二十国集团的发展关乎所有成员切身利益，也牵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未来，只有顺应变革，与时俱进，才能永葆生机。我们决心合力支持二十国集团继续聚焦世界经济面临的最突出、最重要、最紧迫的挑战，加强政策协调，完善机制建设，扎实落实成果，引领世界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

无论哪种选项，TPP都将被长时间搁置，前景充满不确定性，也不能排除被拖黄的可能。TPP是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两大支柱之一，也是奥巴马全力打造告别白宫生涯时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之一。TPP搁置将重创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重创美国领导力。当然，对此奥巴马心有不甘，但大势已去，奥巴马回天乏术。

2018年俄罗斯总统大选，普京的政治地位不会遇到严重挑战。俄罗斯经济形势难以很快好转，症结在于结构调整，即使油价上涨也不足以治本，但当局会竭力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逐渐缩小困难的程度。俄外交强势会持续，但也要力争改善与西方国家首先是欧盟国家的关系，以便构建尽可能有利于国家振兴的外部环境。

未来，无论谁当选，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都将会面临调整。对于特朗普和希拉里而言，亚太再平衡战略需要考虑的形势主要有三点：一是亚太地区在未来依然是全球重心；二是中美关系依然是重中之重；三是美国在全球和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依然要极力维护。从这三点来看，美国并不会改变对亚太地区的重点关注，但问题是如何实现战略平衡，如何在具体手段运用上变得更加温和巧妙。其挑战主要在于，如何避免中美战略竞争恶化，如何避免盟友或伙伴因为战略误判引发争端，如何平衡亚太战略与在其他地区的战略。这一系列问题将是下一届美国政府推行亚太战略无法回避的。

中美实力对比的拉近与西方世界同新兴大国力量对比发生历史性变迁的国际大势产生共振，两国实力差距缩小的态势被人为放大了。其结果，美中关系从一般意义上的“超”与“强”关系变异为特殊意义的“老大”与“老二”关系，美国对华战略也由应对“中国崛起”转向思考如何应对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新时期中美关系中竞争、博弈面明显增强，且更多地事涉地缘政治、军事安全、发展模式等深层领域，这是最根本的原因。中美关系新变局要求重新确立两国关系新框架。然而，美国缺少完整的对华战略，其策略只是一系列应急性、反应性的政策拼盘。中国主动寻求破解大国冲突的历史性难题，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对此，美方基本采取“不排斥、不跟进、不上套、不含糊”的“四不”态度，显示其十分微妙复杂的心态。

中国的崛起已经不是前些年单纯的综合国力上升，其影响也不仅呈现一种指数的变化，而是在切实地改变国际格局。很遗憾的是，不少国人还没有认清我们现在所处的似强非强的阶段。我们确实在用这些年积累的力量做些事情，但这相对核心的政治安全议题来说还是相对边缘的议题，核心的安全议题上，美国仍然是我们绕不开的“世界警察”。现在中美领导层的策略还是很高明的，没有让这些规则之争影响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大格局。然而这种默契很脆弱。因此现阶段就我们而言，在中美关系上韬光养晦还是很有必要。西方认为中国崛起不可阻挡，他们也都知道中国非常重要。但到底怎样才能让中美关系在国际体系当中有一种比较舒服的位置，这需要在中美之间构建一个制度框架。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看来，G20都是选项之一。

当美国不愿意深度介入中东的时候，中东的新秩序就靠区域内的国家了，环顾四周，唯土耳其与伊朗。然而，要当一个真正的地区大国，仅仅任性是不行的，因此，埃尔多安与俄罗斯、以色列缓和关系，也派人到大马士革和德黑兰。进军叙利亚，是土耳其中东政策调适的表现。

目前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可能出现崩塌，但会出现新的全球化，像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可以让其他很多国家因此成长起来。全球化本身不会消失，另外一种类型全球化的出现要求规则重建。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机会。从自由贸易的角度出发，中国完全是可以接手，但针对新情况，应在老规则基础上加一部分新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