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讲，历届伊朗总统都成功的实现了连任，伊朗国内政治也得以保持连续性。而从政治现实看，鲁哈尼事实上获得了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以及伊朗议会的支持，伊朗内政外交新的变化，也需要鲁哈尼政府继续推动。因此如果没有意外，下一届的伊朗总统仍然继续是鲁哈尼。

恐怖主义的全球化，需要国际反恐的全球化应对。中国从构建和谐世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提出了标本兼治的中国方案。首先，打击恐怖主义需要充分发挥联合国及安理会的主导作用。第二，摒弃反恐问题“双重标准”是国际反恐合作的前提。第三，实现包容性发展是反恐治本之策。第四，综合施策，标本兼治。最后，不断创新反恐观念和手段。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全人类公敌。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将忠实履行自己的国际责任和国际义务，积极与各国人民一道，为国际反恐斗争作出应有的贡献。

即便在最理想的状况下，美俄关系改善的速度和幅度也会受限。俄罗斯绝对不会回到1989年至2014年所遵循的融入西方的政策上来。俄罗斯不会后退，并追求与美国平起平坐。美国外交圈人士大多不愿意看到这些。华盛顿的反俄情绪不会因为特朗普的胜利而消散。而且即便特朗普依照自己的意愿与普京接触，两国需要应对的问题面临着严峻的选择。此外，特朗普声称要对中国施压，此举或许是要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挑拨离间。很难想象俄罗斯会加入到美国的遏制中国政策中来。

至于外交政策，有几个关键性因素会影响特朗普的决策。一是，美国综合国力及对国际事务的主导能力，已经相对衰减。二是，特朗普利用了美国草根民众对现实的不满胜选，得罪了垄断资本、精英阶层和主流媒体，但他执政不可能依靠草根阶层，而必须得到上述势力的支持和配合。三是，特朗普竞选口号是“使美国伟大”，强调“美国优先”，他不可能放弃“全球谋霸”，转向“孤立主义”。四是，美国是世界大国，它的经济利益遍布世界各地，它要防止经济全球化对美国不利的一面，但不可能全面反对经济全球化；它会继续采取一些贸易保护措施，但不可能拒绝自由贸易体制。

未来特朗普很可能会谋求重开谈判，以更新而不是废弃现行世界秩序，从而使之对美国更有利。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即将开启美国外交政策的变革进程，而非发动一场外交“革命”。变革”将主导特朗普外交政策选择的方向，也将影响到其外交与安全政策团队的人事安排。至于特朗普外交变革的走向究竟是一场“革命”还是一种适应性调整，从官僚政治的角度来看，也许只有其确定的外交安全班子成员结构才能向外界提示明确的答案。

后奥巴马时代，美俄关系“重启”势在必行。如果特朗普能在反全球化思想的影响下实施战略收缩，美俄或许能够在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发展进程中多一些共同语言。当然，缩小或规避在国家利益定义上的理念冲突并不意味着美俄一定会走近，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战略互疑不可能马上消除，重大核心利益也存在分歧。这极有可能再次将美俄关系从新的“蜜月期”拉至又一个谷底。未来3-5年内，中美俄三角关系必定会呈现新的角力格局，但中俄关系与美俄关系并非“零和”状态。中俄必须根据时局变化，寻找更多、更灵活的利益契合点，共同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鉴于美国大选后的国内形势，特别是为了缓解社会分裂，特朗普上台后必然会试图改变“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负面效应。美国对推进“全球化”以及由此伴生出的所谓“全球治理”等相关事宜的“热情”会明显减退。此外他上台后为了集中精力解决国内乱局，可能放缓遏制俄、中两国的步伐，试图缓和些许也已十分紧张的双边关系。对中国而言，特朗普上台带来的冲击，首当其冲的不是中国，而是其盟国。即使特朗普就职后美国政府真能落实上述政策调整，对我们也是有利有弊，甚或利大于弊。当前，我们完全可以静观其变。

特朗普的演说尽管以信口开河著称，但是在对于伊朗核协议的存废方面，美国国内要求恢复伊朗制裁的呼声一直存在。随着共和党在下议院的代表占大多数，参议院也被共和党控制，美国国内对伊朗的强硬派很可能会破坏与伊朗的协议，并对伊朗采取新的制裁措施。未来在特朗普上任之后，从理论上讲，特朗普政府有退出与伊朗签订的核协议的自由，并且将会因此恶化与盟友和其他国家协议签署国（如德国和其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间的关系。但是，一个“敢说”的特朗普是不是真的“敢做”呢？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美国重视亚洲是对现实大趋势的正确判断，美国在新的全球战略中一定会有对东盟的再定位和战略考量，而东盟也对利用美国平衡与其它地区大国关系，以及打击海盗等非传统安全、经济、技术合作方面存在殷切期待，相信在特朗普任期内，双边关系还能取得一定进展。尤其在2017年迎来东盟成立50周年之际，也正值美国与东盟建立关系40周年，双方都会冀望借此进一步提升双边关系的层次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