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主白宫的特朗普面临国内不同部门的强有力约束，其对俄政策很难摆脱美政策团体中关于俄罗斯不满现状、破坏现有国际秩序的主流认识。当前接受弗林辞职，则是在情报与安全部门和国会持续警告、主流媒体营造的压力氛围下，特朗普采取的适时之举。这表明特朗普要突破美国精英派长期以来确定的包括对俄在内的外交政策，将何等艰难，也表明他对美国政治中妥协之道的认同和接受。弗林走了，带走的是特朗普对俄的好感，带来的是美俄关系回归竞逐常态。

精英们可以生活在自己建构的观念世界，但时刻面对生计压力的平民百姓再也忍受不了什么“政治正确”，才有敢于挑战政治正确的特朗普的当选。不过不能指望特朗普能解决美国的内在性社会矛盾。2008年之后西方国家的危机只是新一轮爆发而已。其实，二战后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陷于空前的政治危机中，只是苏联的失败暂时掩盖了西方国家的结构性问题，西方政治制度反被鼓噪为“历史的终结”。要知道，同样一个西方政治制度，在其200年的历史中可是诱发了一次又一次大危机。看来，历史依然在其自己固有的进程之中。

中美两国关系现在正处于非常关键的时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双方应该重新定位中美关系，加强在安全、经贸领域的合作。特朗普的上台会给中美关系带来一定的摩擦，可能会存在一年的磨合期，但是这之后中美关系或许能上一个大的台阶。

北约各成员国在考虑问题时往往倾向于站在维护本国利益的角度，对他国的利益则不甚关注更不愿给予过多的投入。因此北约虽为联盟，但盟友间却为了自身利益出现分歧而互相掣肘，最终导致联盟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就使得北约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受到了更多的质疑。而且美国为确保其自身利益和影响力，加大对亚太地区的投入是形势发展的逻辑结果。那么，此消彼长，对欧洲的投入就会有所下降。失去了美国大力支持的北约，其影响力和凝聚力无疑都将受到极大影响。

民粹主义是全球化的塑造，本身也是歧义和多元的，而且正有从一隅一地扩展开来的趋势。要判定、应对这种趋势，我们需要深沉思考，而非盲目下结论。

著名美国问题专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袁鹏认为，特朗普时代的中美关系可能是矛盾越来越深刻、博弈越来越紧张，甚至冲突点可能越来越多，但是以中国自身的发展分量和中国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中国塑造中美关系的空间也空前加大。“两相比较，我对中美关系还抱以一个谨慎的、理性的、乐观的态度。”

特朗普亲俄立场是出自内心的，他在任内会放松并可能逐步取消对俄制裁，在一定程度上修好美俄关系。但美国对俄关系的核心与根本问题，即把俄作为主要威胁的定性，把俄作为主要战略对手的定位，把遏俄作为国家政策的战略，是美国两党共识和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见。今后只要俄不改变既定国际战略，特朗普不会完全兑现他在同普京通话中所传达的信息。在他主政时期，美俄关系只会发生一定的向好量变，不会发生质变和突变。美国不会根本改变防俄遏俄战略，美俄关系的发展将很有限。

重建美英特殊关系，符合双方的现实需要。特朗普从年轻时代就是里根总统的崇拜者。从特蕾莎˙梅方面来讲，由于英国公投脱欧，既酿成保守党内和英国社会分裂，又遭到欧盟的打压、孤立，以法国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为主的一些人甚至谋求借机“惩罚”英国，以防其他盟国效尤。在此时刻，来自大洋彼岸的援手，自然是求之不得。

过去一些年来，中美关系一些结构性因素正发生重要变化，从长远看，这些因素对于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影响比特朗普当选的影响更大。其中，美国政策圈子对中国内政外交的看法越来越负面，于是，他们认为过去美国实行的对华接触与合作的政策破产，需要大幅调整。在此背景下，无论特朗普还是希拉里上台，美国对华政策趋于强硬都只是时间和程度问题。因此，中国在制定对美政策时更需要做的是扭转美国政策圈子对中国内政外交的看法，而非简单应对特朗普政府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的做法。

从当下来看，这场席卷西亚北非主要阿拉伯国家的中东政治大变局，还将在深刻而艰难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继续延续，在地区动荡与阵痛中继续朝着“由变生乱、乱中求治”的总体方向发展，新老热点问题交织积极体现着民主与民生、宗教与保守、极端与威权、暴恐和反恐之间的冲突与博弈。由此，就对中东形势发展的总体态势判断而言，在目前和今后若干年，中东战略力量对比、地区国际关系格局变化处于由解构、重构到再平衡的转型过渡期，未来中东格局有复杂性、动荡性、突发性和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