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年在议会登记簿上增补100万选民的第二次改革法案通过后，英国政治家罗伯特·劳恩告诉同事：“我们必须教育我们的主人。”在劳恩看来，受过教育的民众是确保英国实现参与式执政的最佳方式。

但150年过去了，那些受过自由民主教育的“主人”，显然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人们可以想见，劳恩可能会对现在瞒天过海的民粹主义趋势很不以为然。

正如英国脱欧公投和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所显示的那样，选民太容易被偏见和虚假的承诺所愚弄。批判性思想越来越被视为是精英主义行为而被摒棄，而不负责任的社交媒体，“假新闻”和“另类事实”则主导着民众探讨。在无知的环境中，民粹主义政治家有意识地将那些自我感觉遭到忽视的民众当做猎物。

但因为那些政治家对许多人具有如此之强的吸引力，他们必须和很容易摇摆不定的选民一道接受审查。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可以通过改革一个威胁自由民主的政治品牌来拯救民主。

今天盛行两种类型的民粹主义：剥削型和开明型。特朗普是前者的代表。凭借一个充斥着高盛“校友”的内阁，以及一个在为超富阶层减税的同时，承诺要将医保和教育私有化的议程，特朗普让那些选他进入白宫的白人工薪阶层失望是注定的。导致制造业工作失去的是自动化而非贸易。另外是天然气，而非环境监管，推动了美国煤炭工业的消亡。

但特朗普的崛起并不仅仅是经济现象，它还体现了将美国本土身份与少数族裔和移民对立起来的思潮。就像乔治·奥威尔在他对希特勒所著《我的奋斗》中所评论的那样，对煽动者而言，玩弄民众的情绪永远比唤醒他们的“常识”更加有效。这对美国的特朗普、法国右翼民粹主义者马琳·勒庞、德国的弗劳克·彼得里以及荷兰的基尔特·威尔德斯来讲同样有效。

但民主政体也可以制造一种更加开明的民粹主义，就像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所做的那样。如果当时是他而不是希拉莉·克林顿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而且如果他当选美国总统，他所作出的推翻美国社会经济秩序，并植入某种斯堪的纳维亚式社会民主的承诺，可能会激怒大批选民。国会可能会撕毁支撑其政纲的整张目标崇高的清单，包括统一支付的医疗保险、为所有人免费提供大学教育、改革竞选融资和分拆大银行，将其斥之为无法承受的代价，甚至“不符合美国精神”。

尽管如此，桑德斯可能会让美国更加贴近林登·约翰逊消除贫困或种族歧视的伟大的社会愿景。他肯定会尊重三权分立，不会用每天的谎言和自恋来玷污总统职位。桑德斯的道德指南和公益心决定他必然谦卑，这种特质对限制世界权力最大的公职人员的冲动本能至关重要。

桑德斯良性的民粹主义，不仅仅是获取权力的一种方式；还是改善道德和社会的一种开明的驱动力量。他被民主党体制否决，使得美国避免了一场两种极度对立的民粹主义体系对决的独特选举，如果汉娜·阿伦特有关“鄙视道德标准”对公众心态具有“病态吸引力”的理论是对的，那么愤怒的“主人”可能仍然会给特朗普投票。

然而，要赢得群众的选票，无论是英国的脱欧公投、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亦或是要不要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FARC）签署和平协议的公民表决，都需要俯首民粹主义政治。对现有体制加以挞伐，即使候选者本人是体制的一部分，现在已经成为规则。选民现在似乎只能在剥削理念的兜售者和开明派领袖之间二选其一。

特朗普无休无止的反建制运动表明，即使身为总统，他仍然打算树立一个局外人的形象。这其实是剥削型领导的经典样板。在这方面，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坦亚胡有诸多共同之处。在其11年任期中，内坦亚胡一直对所谓的工党建制霸权主义和主流媒体持攻击态度。

但即使是开明民粹主义者也无法摆脱表里不一，他们也常常被迫背叛自己的选民。在最终获胜的选举前，另一位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曾说“即使以换取和平为目的，下令从戈兰高地撤军的领导人也肯定是疯了。”但一旦就职，拉宾就开始同叙利亚谈判，旨在用以色列从这块具有战略意义的高地撤军，来换取与叙利亚的一纸和平协议。

西方民主制度似乎陷入了一个难题。选民无法基于候选人政纲作出明智决定，这可能破坏民主制度。从长远来看，解决方案是像劳恩曾在一个半世纪以前所倡导的那样，教育“身为主人的民众”并以事实回应他们的关切。与此同时，开明民粹主义或许将成为最佳选择。无论在哪里践行民主制度，都不能允许缺乏信息和专业知识的选民，追捧最终削弱民主制度本身的领导人和政策。

（作者什洛莫·班雅米为前以色列外长，现任托雷多国际和平中心副总裁，文章转自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