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关系格局处于冷战后最为突出的大变动之中。在美国作用下降，国际关系格局加速演变的总体形势下，各方都在利用这一趋势调整政策。各大国都更加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希望在发展对华关系中谋取更多实惠。

反建制主义是全球化时代产生的一种政治思潮，其反对全球化的具体内容是针对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客观现象。它与民粹主义不同。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国家，是自由主义的领头羊，也是冷战后国际秩序的最大支柱。但如今，美国政府突然要改变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这意味着现行国际秩序的支柱动摇了。虽然自由主义面临着反建制主义的挑战，但它仍有强大的社会基础，对反建制主义领导人的政策选择具有牵制作用。

此次新制裁法案不会是压倒美俄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由于对俄新制裁法案受到欧洲国家极大关切，其后续实施仍存疑。而且，无论美、俄，均不愿双方关系彻底破裂。从大国政治的角度看，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担忧甚于对俄，在中美俄大三角中，美俄关系破裂将使中美俄大三角严重失衡，这并非美战略界所乐见。此外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美国也需要俄罗斯方面的合作；同样，俄罗斯也愿意在一些问题上与美国展开合作。这些都会限制美俄关系下滑的程度。

美国外交往往是其国内政治的延伸，特朗普任内的对俄政策也难以逃避这一规律。随着特朗普执政环境日益恶化，美国国内政治这一变量逐渐在两国关系中发挥主导性作用，美俄关系僵局恐怕将进一步固化。尤其是近期白宫人事经历洗牌，内阁各部门关键职位大量空缺，国务院士气极其低落，特朗普的外交团队又缺乏拥有战略视野的“灵魂人物”，美国对俄战略短期内难以形成。在缺乏大国战略的情况下，美国对俄政策仍将被国内政治所牵引，美俄关系还将受其影响、难见起色。

目前特朗普无论在内政，还是在外交问题上，都基本在执行共和党具有保守色彩的一贯主张。纵观他的所做所为，似有以下特点：一、“单边主义”色彩格外浓厚。估计特朗普政府在对外交往中的“单边主义”色彩，恐不会亚于小布什。二、在外交上奉行商业上“等价交换”的原则。他判定外交行动成功与否，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美国经济，特别是增加出口和就业。三、美国历届政府都信奉实力外交，共和党执政时尤甚。但他主张在对外用兵，尤其是卷入大规模战事要慎重行事。此外，与奥巴马不同的是，在对华关系上如同在其他外交方面上一样，特朗普更多的是从美国现实的经济利益考虑，而非地缘政治，因此更注重通过接触获取实利的一面。

鉴于当前以色列国内监察机关正在对内塔尼亚胡进行腐败调查，内塔尼亚胡在巴以冲突上的“朝令夕改”，很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复杂多变的巴以冲突，也很可能会促成未来以色列国内政坛的进一步变化。

特朗普时代的俄美关系，并不像一些媒体说的那样比之前更坏，但也好不到哪去。俄美当前的互动主要是减轻敌意，并逐步恢复正常的外交接触和联系，这是两国关系缓和走出的第一步。在俄美仍存在诸多难解矛盾的情况下，未来的俄美关系将很难彻底重启，更不会搞“大交易”，但在具体问题上的“有限合作”是可能的，这也许就是俄美关系拨开迷雾后的真相。

对中国来说成长之路必定会异常曲折、艰难。当然，中国成长也有不少有利的客观因素，比如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世界格局变化过程中非西方国家群体性崛起、国际体系面临转型。对中国来说把握好成长进程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运筹好大国关系，处理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对最终完成成长进程是最为关键的。

过去一百年中，大国的干预或者治理、中东的国家建设以及石油供给构成了中东秩序的三大支柱。不过目前中东地区的国家建设以及国家之间的平衡关系正在被打破，外部世界对中东的关注兴趣在减少，石油美元枯竭，中东秩序面临着百年之变局。一个不断坍塌的中东将再次成为世界地缘政治的黑洞。

以埃尔多安的政治个性以及当前的欧洲和中东形势，土耳其不会向欧盟妥协。一方面，欧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另一方面，在中东反恐、叙利亚内战甚至卡塔尔和沙特等国的纠纷中，土耳其找到了自己的角色定位。不能入盟成为欧洲的小弟，反而能在中东发挥大国作用。此外，为了抗衡欧美，俄罗斯也希望和土耳其构建更为密切的关系，这也是埃尔多安敢向欧盟摊牌的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