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国关系角度看，两国最高领导人见面总比不见面更能发挥稳定双边关系的作用，但这样的“会晤红利”如果遭遇一些靠见面无法化解的“疑难杂症”，红利持续的时间很可能会大打折扣。当前美俄关系显然还存在诸多“疑难杂症”，这些问题解决不了，美俄关系恐怕最好情况也只是有限缓和。从美国内部看，国内政治氛围仍然是两国关系转圜的最大障碍之一。而欧洲盟友的疑虑成为掣肘美俄缓和的外部因素。

——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汉堡峰会上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讲话——当前，世界经济出现向好势头，有关国际组织预计，今年世界经济有望增长3.5%。这是近年来最好的经济形势。有这样的局面，同二十国集团的努力分不开。同时，世界经济中的深层次问题尚未解决，仍然面临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这里，我愿谈几点意见。第一，我们要坚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大方向。第二，我们要共同为世界经济增长发掘新动力。第三，我们要携手使世界经济增长更加包容。第四，我们要继续完善全球经济治理。

今后美欧对俄制裁不会解除，俄也不会如美欧所愿“交出克里米亚”。俄战略处境难有根本性改变，但已较前有明显松动。在西方内部出现较多较大困难和问题的形势下，俄罗斯是这次G20峰会的“明显赢家”。

特朗普总统上任之后，对华表态开始克制，对华务实一面上升。经过双方共同努力，“中美关系回暖”，出现了可喜变化。两国关系几个月来虽取得新的重要进展，但仍面临挑战，有不少悬念。

历史上新兴大国与老牌强国间的战争未必由这两国引起，很可能是第三方所致，而目前的朝鲜半岛局势，与百年前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巴尔干半岛“火药桶”多有相似之处。中美在21世纪也许可以“分享”亚洲。中国有很多国内问题要处理，美国更是如此。中美两国可以思考：有哪些情况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哪些是可以搁置25到50年再做思考的，哪些则是可以做出妥协的。

沙卡之间危机短期内难以结束，并且这种危机造成的沙特和卡塔尔关系的倒退，有长期化的趋势。未来卡塔尔将难以接受沙特等国的要求条件，这会招致它们进一步的反制举措。而且断交危机将在地区产生连锁反应，地区大国关系格局将重新洗牌。地区国家通过选边站队，实际上形成了土耳其、伊朗挺卡阵营与沙特、埃及、阿联酋等国反卡阵营。这种在危机的特殊背景下形成的临时阵营，尽管难以固化。但在很大程度上，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地区的新格局仍旧变动不居，并且这种可塑性、游离性、不确定性特征将持续存在。

尽管特朗普政府需要继承奥巴马政府的战略轨道，但通过一系列激进的战术行动形成具体政策上的不确定性，进而形成一种威慑，这是特朗普以最少的本钱获得最大效果的有效途径。不过随着叙政府军与库尔德武装的接近，两大国的势力和利益开始危险接近，特朗普的战略模糊意味着双方将面临诸多危险的相互试探，甚至是局部摩擦碰撞。而且目前美国在叙利亚的战略模糊尚可维持，但这种模糊战略却不足以应对大中东地区正在发生的剧烈地缘政治重组。

无论英国脱欧公投、英国下议院选举，还是美国去年大选，甚至法国今年总统选举，都在不同程度上折射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陷于严重分裂状态。具体体现在广大普通民众对精英阶层、传统政党、现行体制的不信任甚至抵触情绪十分突出。草根阶层，甚至部分中产阶级感到他们的切身利益被忽视，他们被社会所抛弃。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包括选举、公投）来表达心中的焦虑和愤懑。这正是民调一再判断失误，公投或选举出现出乎预料结果的症结所在。

后民粹主义时代，每个国家都需要稳定的国家框架。国家秩序的耐性和韧劲才是对抗民粹主义的关键所在，现在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刻都需要进行国家治理能力的建设。后民粹主义的世界秩序，是更加多元的文化精神和与之相适应的国家治理模式相结合，从而在大众社会时代实现治理和自我治理。只有每个群体的认同和身份得到确认，在国家制度，乃至国际治理上得以体现，人性中的躁动情绪才能得以安抚，民粹主义才不会走上前台。

自“阿拉伯之春”爆发特别是2013年以来，这场中东为舞台，俄美为推手，伊沙为主角的大混战在反恐战争遮羞布下打得如火如荼。如今，遮蔽各方真实与长远意图的“伊斯兰国”武装烟幕即将消散，不肯轻易让步的博弈者难免直接上场并公开对垒。因此，摩苏尔和拉卡这两个恐怖组织大本营的得失必然成为焦点，彻底收复它们的集结号，将自然转化为传统势力争夺升级的冲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