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妥善应对大国博弈因素，尤其是美日印协调推动的“印太”发展计划。促进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互联互通，固然是实现“合作共赢”目标的必然选择，但如何管理互联互通带来的“副作用”和“反冲力”，依然是一个亟待深入思考的问题。

特朗普政府将维持奥巴马政府开启的中东战略收缩，今后特朗普政府将以防止危及美国利益的地区霸权国的兴起为目的来“定调”未来的中东战略走向。

此次日美“2+2”的核心议程之一是“让日本更多地动起来”。这也是日美强化同盟的基本方向。这符合美国赋予盟友更多权责以降低己方风险成本、增强外交政策弹性的全球战略方向；而日本自觉自愿地维持对美国的战略依附，并承担更大的成本和风险，也是为了借助美国提升自主能力与大国地位。在安全政策上，战后以来的日本一直寻求恢复“安全主权”，发展“与大国身份相符”的军事能力及行动权限，即所谓的“军事正常化”。

2011年以来，中东动荡已经持续六年，其间地区各国势力消长，分化组合，地缘政治格局呈现新的发展态势。伊朗、土耳其影响大举深入阿拉伯世界，沙特积极反击，地区政治上开启沙特、伊朗、土耳其“三国演义”时代。战火中各教派、民族、军阀力量壮大，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利比亚国家主权严重受损，法理上的中东主权国家与事实上的“国中之国”并存，中东各国国内政治上进入“弱主权时代”。“伊斯兰国”丢城失地，IS“亡国”只是个时间问题，争夺“后伊斯兰国”时代真空地带的战斗打响。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东主权国家形成以来最大的政治变局，影响重大深远。

“缓冲国”必须具有的决定性特征是外交中立和实力弱小得恰到好处。因此，朝鲜明显已不具备“缓冲国”的特征，因为朝鲜已在试图通过拥核谋求自身的大国地位，而且并没有在中美之间奉行中立主义的外交政策。不过对中国与俄罗斯、中国与印度等周边大国关系而言，蒙古国和中亚国家保持中立有利于中俄关系的稳定，尼泊尔、不丹保持中立也有利于中印关系的稳定。换句话说，蒙古国、尼泊尔、不丹以及中亚国家可以在中国的周边安全中发挥“缓冲国”或“缓冲区”的作用。

在当前地区秩序大变的情况下，地区国家最怕的是“乱”。它们之所以对特朗普不满，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认为特朗普是这一乱局的一个重要根源。中国的外交战略应对症下药，为地区秩序的稳定提供可以预期的保障，而这种保障的根本首先在于中国自己战略的稳健。战略稳健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防范自我伤害，冒进和无为都容易造成战略伤害。可以说，特朗普的亚太政策在不同领域同时犯了冒进和无为这两大错误，因此带来了自我伤害。这是中国应该避免的。

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日益密切的双边连系，共同改变着中美关系。中国“和平崛起”是推进这一变化的主动力量，美国的“再平衡”是对此作出的反应。双方的互动特点是竞争与合作，这将是未来10年或20年过渡期的常态。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大国关系演变进程。在未来50年时间里，理想的情况是中美关系从管控竞争和避免对抗为主，逐步转变到更加稳定而积极的“共同进步”过程。为此，两国的政治家、战略家和外交家，需要对未来双边关系有共同的建构。

自6月5日沙特、阿联酋、埃及、巴林等国宣布与卡塔尔断交以来，虽然科威特、土耳其、美国等相继介入调解，但阿拉伯诸国内部的危机仍未得到有效缓解。此次大范围断交危机是中东乱局中的最新变数，与中东众多疑难老问题相比，虽有明显不同，但也有显而易见的相通之处，那就是美国身影仍然贯穿其中并发挥了关键作用。

美俄关系重启失败的背后是困扰两国关系的新、老两类障碍。新问题势不可挡，老问题又延宕未解，新老问题互相交织，严重阻碍两国关系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