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的国际局势尤以美国和欧洲传统盟友关系的变化引人注目。先是特朗普“唱衰”欧盟轻慢欧洲领导人，其后欧洲舆论也对特朗普进行了直接且不留情面的批评。马克龙就任法国总统后提出要重回戴高乐主义的外交思想。戴高乐主义的核心是执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独特作用。近10年来，国际事务中已鲜有法国的声音。现在看来，法国外交有望发挥一定作用。马克龙虽避免提多极化而改称多边主义，但已在西方世界引发一定反应。

今天的穆斯林社会，那些没有任何伊斯兰主义色彩的政治力量可能越来越难立足。当前中东穆斯林社会的现代化仍处于未完成状态，在后IS时代，经济重建、社会发展与国家建设等这些一度因为失焦而被忽略或耽搁的问题，将再次回归世界历史议程。与以往不同的是，“伊斯兰主义”将在相关国家探索发展过程中成为主流。

短期内，特朗普的税改应该会进一步提振美国经济。不过美国国内贫富差距可能会随经济金融景气度上升而进一步拉大。同时市场担心，特朗普税改通过后会引发各国争相减税。事实上，特朗普上任后，为应对特朗普税改可能带来的冲击，英、法、德、印度等国就已经行动起来，研究和制定了本国的减税方案，竞争性减税态势已经形成。一直喊“狼来了”，并对此做好了准备，狼真的来了，可能就没有想象中可怕了。预计特朗普税改可能会对中国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会非常有限。

沙特的高调外交举动无疑对加强穆斯林国家的反恐合作有积极的意义，外部世界亦应对此表示肯定和欢迎，但基于中东乃至伊斯兰世界内部盘根错节的矛盾，以及恐怖主义本身的复杂性，对完成“让恐怖主义从地球上消失”的终极任务，切不可期待太高。

近来，美国政府高层频频发表谈话，鼓吹以“印太”取代“亚太”，建立“自由开放的印太”的构想。背后的潜台词是要联合“相同价值观”的国家，共同牵制中国的发展。从各方情况来看，“印太”构想只是空洞的概念，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战略体系。

美俄当前的矛盾与博弈也并不意味着双方会滑向“新冷战”。未来一段时间内，双方仍将维持“僵而不死、斗而不破”的现状，也有人将这种态势描述为“凉战”。同时，双方在反恐、叙利亚甚至网络安全、战略稳定等问题上，尽管存在分歧、博弈和冲突，但也不乏共同利益，不排除在某些问题上“有限合作”或“选择性合作”，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逐步积累互信，在不追求“全面重启”的前提下缓慢融冰，从而打破“老大难”问题形成的长期僵局。

油价暴跌和地缘政治挑战对沙特造成了深刻的战略焦虑，穆罕默德试图以改革应对。虽然以“2030愿景”为总纲领的这场大变革，代表了沙特迈向现代性的正确方向，但前路漫漫、布满荆棘。在政治方面，穆罕默德仰仗内有国王支持，外有美国撑腰，才得以大刀阔斧地推动改革。然而他过于鲁莽草率，以四面出击的方式迅速地将王室其他各派都推向对立面，后果难以预料。在经济方面，大多数改革措施缺乏深思熟虑，风险正在聚集。更为严重的是，激进冒险的对外政策很有可能成为最大的败笔。

特朗普此行可看做美国与亚洲关系一个大变动的起点。当然，这取决于特朗普是否能够稳住美国政治。而且美国这种由多边到双边的改变，使中国成为了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领头羊，一个引领者。中国能不能利用这次机会成为强国，这是中国最大的挑战。“印太”到目前为止也只是个概念，没有任何条件可以落实下去。现在中国不断释放出要更开放的态度，这个会对中美关系下一步的发展有非常好的推动作用。如果中美关系往这个方向推进的话，整个世界格局都会有一个大变化。

权利和义务本该平衡，今天的世界又到了该调整修订国际契约、重建国际平衡的时候。这个过程新兴大国要把守成大国无法承担的那些责任部分承担起来，守成大国则要放弃它们该放弃的一些权力。一味守成的世界无正义，一味革新的世界无秩序，既有的国际规则、秩序与守成国家的权势，要在兼顾伦理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基础上，在维护与反对中实现平衡。

伊朗核协议迄今不过两岁多，但由于先天的不足、执行的困难和特朗普的搅和，似乎已经步入了风雨飘摇的暮年。这份国际协议就好像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一场临时婚约，双方本就感情基础不牢，不过是为了利益而结合。现在美国有离婚之念想，但不想背主动离婚之骂名，而伊朗为利益计，则希望尽量长地维持婚约，加上欧洲、中俄这些亲戚朋友的劝和、调解，这场形式上的婚姻似乎还能苟延残喘，但趋向慢性死亡的可能性正在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