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在达沃斯的一系列言行或许表明，他带领下的美国不会放弃对世界的领导，而是以一种更加自利和灵活的新方式来领导世界。特朗普本人正在从一位“交易型总统”变成一位“战略型总统”。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社会对中国的态度也正在发生变化，传统上的反华力量进一步快速上升，并且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影响者。面对美国对华战略正在出现的全面转向，2018年中美关系将有可能在三个方面爆发激烈的冲突和对撞。

南海问题的复杂性与敏感性意味着它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美日澳印四国将不断加强合作，干涉南海问题，破坏地区稳定，对中国周边环境形成严重挑战。但种种制约因素的存在也意味着四国难以形成合力，美日澳印联手搅局南海注定难成气候。中国与相关当事国应积极磋商和落实“南海行为准则”，推进争端的和平解决，维护地区的稳定与繁荣。

目前西方国家遇到的问题是西方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三者之间失衡的产物，问题的解决就是要使得这三者之间重新获得平衡。不过今天的现状是，资本权力过于强大，能够把经济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对把财富放在哪里拥有绝对的主权。这使得西方社会问题变得更加严峻。而且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找到有效的解决方式。由此看来，世界已经步入一个继续秩序重建的新时代。

目前的美俄较量无论从烈度、广度还是从影响而言都是有限的，它更多带有的是区域而非全球、个别而非整体的性质，考虑到本世纪中叶之前的世界和美俄两国的发展大势，“有限对手”正成为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美俄关系的“新常态”。

目前，特朗普政府把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由“亚太”地区转向“印太”地区，这显然不是地缘战略区域进一步扩大这么简单，而是植入了新的地缘战略支点，也意味着朝鲜半岛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地缘支点价值更加突显。美国并不希望朝鲜半岛再次“生战”，但持续“生乱”符合其国家战略诉求。美国通过撺掇召开所谓“朝鲜半岛安全稳定外长会议”，意在绑缚韩国手脚，破坏缓和根基并不牢靠的朝韩关系，旨在从内部瓦解朝韩关系缓和的意志基础，让其受困受制而自行完结。

当前特朗普的“退出”与推卸给全球治理带来了新的复杂变局，与美国的逆流而动、不负责任形成鲜明对照，中国顺势而上、言行一致，参与并主动引领全球治理。中国在全球治理上新的引领行为，并非是中国硬要来填补什么“全球治理的真空”，而是美国政府的自私自利和逆流而动，使得世界更加期待和信赖中国发挥更大作用，和在此背景下中国的顺势而为、迎难而上、负责担当。未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将得道多助、行稳致远。

面对日益严峻的国际安全形势，根据中共十九大精神，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与此同时，坚定不移地走强军之路，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做好一切必要的军事准备。这两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实践已经证明并将进一步证明，坚持这两手策略，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前进道路上，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和严重挑战，中国都能始终处于主动、不败之地。

2017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土崩瓦解，叙利亚战场形势的变化出现重大转机，在中东发生重大格局性变化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引发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一片抗议之声。年末，伊朗发生民众抗议生活费用高涨的游行示威，很快蔓延到首都德黑兰和全国多个省份，一场由民生危机转化为政治危机的新闻事件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展望2018年的中东，仍然难以走出乱局。

伊朗此次示威的根本点是民生。为应对民众的不满，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伊朗政府一方面将把政策关注点更多地转向经济发展和民生。另一方面加大对美国、沙特、以色列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渗透的防范。在外交方面，伊朗可能适当调整外交政策，采取比较灵活务实的姿态，在地区问题上相对收缩，伺机缓和与沙特的关系，改善与美国的关系，积极争取欧洲国家和亚洲国家的理解和支持，为国内的发展而改善外部环境。

在今天已经难以回避的中美战略竞争中，美国想要在亚太地区热点问题上给中国“挑事”并非易事。2018年中美之间最为迫切的挑战其实还是在经贸、金融和货币领域。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开始更多地注重激活美国国内的经济增长、技术创新和金融活力，这份报告客观上给中国敲响了“特朗普警钟”。这就是大国竞争说到底，争的是经济可持续发展、技术创新、社会公平与凝聚力，以及良好的货币、税收与国家宏观调节能力。中美竞争，谁能在经济、社会与体制等问题上“笑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