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国王萨勒曼对于俄罗斯的访问，应该被视作当前中东变局下，沙特对于俄罗斯在中东地区享有的“战略主动权”的承认。在美国奥巴马的“置之不理”和特朗普的“口惠而实不至”之后，俄罗斯已经成为影响中东地区的重要因素之一。沙特此时向俄罗斯抛出橄榄枝，同俄罗斯对叙利亚局势和其他中东事务的积极介入，也终于让沙特承认了俄罗斯中东“掌控者”的地位。

当今全球化的发展是以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为主要方式，是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促成的。除非这种制度发生根本性变化，否则，今日的全球化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说什么特朗普是什么“反全球化”、所谓“民粹主义者”，纯属无稽之谈。美国今日社会的分裂，以及特朗普出人预料地当选，都是“社会不平等”促成的。即使特朗普下台，这种社会分裂状况也很难改变。此外特朗普奉行“美国第一”政策，并不表明他是“孤立主义者”，因为他并没有放弃美国称霸全球的战略。

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并不断获得国际社会承认、最终重返联合国，中日两国相关人士的不断努力，是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内因。尼克松总统顺应时势改变对华政策，促成“中美接近”，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外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同样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则。

从根本上说，俄美之间存在深厚的结构性矛盾。互有战略需要，既彼此借助，又相互排斥，其主次之分将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当今在反恐、防止核扩散、削减战略武器、气候变化以及其他全球性问题方面，双方客观上仍存在合作的基础。美俄紧张状况毕竟有时段性，不可能无限度地蔓延下去。当然，美俄关系调整非常之艰难，何日再次暂转温，不妨拭目以待。

为打破现状，日本必需加强与美国为首的国际合作，特别是日本的大学必需充实和实施吸引国外优秀人才到日本学习、工作和研究的政策，才能提高日本的科学研究水平，也会使美国重视日本。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妥善应对大国博弈因素，尤其是美日印协调推动的“印太”发展计划。促进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互联互通，固然是实现“合作共赢”目标的必然选择，但如何管理互联互通带来的“副作用”和“反冲力”，依然是一个亟待深入思考的问题。

特朗普政府将维持奥巴马政府开启的中东战略收缩，今后特朗普政府将以防止危及美国利益的地区霸权国的兴起为目的来“定调”未来的中东战略走向。

此次日美“2+2”的核心议程之一是“让日本更多地动起来”。这也是日美强化同盟的基本方向。这符合美国赋予盟友更多权责以降低己方风险成本、增强外交政策弹性的全球战略方向；而日本自觉自愿地维持对美国的战略依附，并承担更大的成本和风险，也是为了借助美国提升自主能力与大国地位。在安全政策上，战后以来的日本一直寻求恢复“安全主权”，发展“与大国身份相符”的军事能力及行动权限，即所谓的“军事正常化”。

2011年以来，中东动荡已经持续六年，其间地区各国势力消长，分化组合，地缘政治格局呈现新的发展态势。伊朗、土耳其影响大举深入阿拉伯世界，沙特积极反击，地区政治上开启沙特、伊朗、土耳其“三国演义”时代。战火中各教派、民族、军阀力量壮大，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利比亚国家主权严重受损，法理上的中东主权国家与事实上的“国中之国”并存，中东各国国内政治上进入“弱主权时代”。“伊斯兰国”丢城失地，IS“亡国”只是个时间问题，争夺“后伊斯兰国”时代真空地带的战斗打响。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东主权国家形成以来最大的政治变局，影响重大深远。

“缓冲国”必须具有的决定性特征是外交中立和实力弱小得恰到好处。因此，朝鲜明显已不具备“缓冲国”的特征，因为朝鲜已在试图通过拥核谋求自身的大国地位，而且并没有在中美之间奉行中立主义的外交政策。不过对中国与俄罗斯、中国与印度等周边大国关系而言，蒙古国和中亚国家保持中立有利于中俄关系的稳定，尼泊尔、不丹保持中立也有利于中印关系的稳定。换句话说，蒙古国、尼泊尔、不丹以及中亚国家可以在中国的周边安全中发挥“缓冲国”或“缓冲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