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力量对比进一步取向平衡，大国之间重现地缘战略竞争的态势，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世界各地抬头，许多国家国内的不平等造成对政治建制的不满，族群问题激化了分离主义倾向，而社交媒体又加剧了政治极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使人类发展前景更难预测。国际权力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权力从传统西方国家转向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而另一方面，国家政府走向非国家行为体。如何在新一轮的民族主义背景下，进行国家间的合作显得至关重要。

推动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有利于世界的长治久安的。习近平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党的19大会议上又提出，中国“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并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中国政府正在积极践行这些承诺。这也是中国政府和人民为构建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作出的新的努力。

历史上美国与盟友的关系一直起伏不断，分分合合，但始终能够做到“斗而不破”。虽然特朗普目前有可能会对现有同盟体系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但绝对不会动摇其根基，对同盟体系进行根本性变革。同盟体系作为美国权力的“倍增器”，在没有遭受重大变故的情形下，其运作将不会受到颠覆性影响，未来只会强化而不会削弱。

耶路撒冷事变对于中国国家安全而言，在国际层面上存在一定利好，即通过“锚定”美国力量于中东从而减少其对亚太、东亚事务的关切与对华之威胁。但在走出去的公司及个人安全层面，“一带一路”上的中资企业和员工在未来的中东地区恐怕将面临更加危险、不确定的安全环境，需要提前做好应对准备。

现在就断言特朗普的“退出外交”长期看来会损害美国的软实力、动摇了美国的权力地位还言之过早。而且如果说“退出外交”是否损害了美国的领导能力还有待商榷，那么“退出外交”并未威胁到现有国际秩序则可以说是确定无疑。现有国际秩序渊源自“雅尔塔体系”，它是大国秩序、强权政治和现实主义的“混血儿”。因此特朗普恰恰不是现有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者”。至少在国际政治领域，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停止对国际自由主义力量的支持无疑是巩固而非削弱了现有的国际秩序。

2017年的国际局势尤以美国和欧洲传统盟友关系的变化引人注目。先是特朗普“唱衰”欧盟轻慢欧洲领导人，其后欧洲舆论也对特朗普进行了直接且不留情面的批评。马克龙就任法国总统后提出要重回戴高乐主义的外交思想。戴高乐主义的核心是执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独特作用。近10年来，国际事务中已鲜有法国的声音。现在看来，法国外交有望发挥一定作用。马克龙虽避免提多极化而改称多边主义，但已在西方世界引发一定反应。

今天的穆斯林社会，那些没有任何伊斯兰主义色彩的政治力量可能越来越难立足。当前中东穆斯林社会的现代化仍处于未完成状态，在后IS时代，经济重建、社会发展与国家建设等这些一度因为失焦而被忽略或耽搁的问题，将再次回归世界历史议程。与以往不同的是，“伊斯兰主义”将在相关国家探索发展过程中成为主流。

短期内，特朗普的税改应该会进一步提振美国经济。不过美国国内贫富差距可能会随经济金融景气度上升而进一步拉大。同时市场担心，特朗普税改通过后会引发各国争相减税。事实上，特朗普上任后，为应对特朗普税改可能带来的冲击，英、法、德、印度等国就已经行动起来，研究和制定了本国的减税方案，竞争性减税态势已经形成。一直喊“狼来了”，并对此做好了准备，狼真的来了，可能就没有想象中可怕了。预计特朗普税改可能会对中国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会非常有限。

沙特的高调外交举动无疑对加强穆斯林国家的反恐合作有积极的意义，外部世界亦应对此表示肯定和欢迎，但基于中东乃至伊斯兰世界内部盘根错节的矛盾，以及恐怖主义本身的复杂性，对完成“让恐怖主义从地球上消失”的终极任务，切不可期待太高。

近来，美国政府高层频频发表谈话，鼓吹以“印太”取代“亚太”，建立“自由开放的印太”的构想。背后的潜台词是要联合“相同价值观”的国家，共同牵制中国的发展。从各方情况来看，“印太”构想只是空洞的概念，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战略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