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中日关系的重要年份。如何以政治主导包括实现两国首脑互访目标，并在双方首脑共识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中日关系是我们应该努力的重要方面，也是进一步稳固和确认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础。对此，我们对今后的中日关系抱乐观的态度，即日方只要正确地认识我国的发展方向，正确地理解我国的发展意图，则中日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是可期待的，同时，中日关系的发展受到第三方的影响，所以如何处理与第三方的关系，也是应该关注的重要方面。

当前中东政治格局重塑，伊朗崛起影响深远。特朗普入主白宫几乎颠覆了奥巴马的中东政策。他的中东政策是共和党新保守主义的衣钵，走右派民粹主义之路。也许在未来特朗普在中东还会有“狠招”，但毕竟美国的实力今非昔比，无力再在中东发动战争。而沙特和以色列正期待美国特朗普政府彻底抛弃伊朗核协议，再度制裁伊朗。2018年伊朗仍将高居中东问题的榜首。

当前“美国优先”正成为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美国正在抛弃世人习惯的美式思维，放弃作为大国的国际责任，开始更多地遵循现实主义逻辑，更多地强调自身经济与安全利益。而世界似乎并未对此做好准备。美国战略转向是个必然事件，这是美国利益的体现，是美国以捍卫西方文明展开的国家经济竞争。对此我们务必保持清醒头脑。如果文明之间的竞争失控，人类将会被带入战争的深渊。如何管控竞争力度、避免战争悲剧，努力引领国家竞争朝向良性、可控的方向发展，考验着各个文明领袖的智慧。

目前尽管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甚嚣尘上，但历史实践证明，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是促进各国经济增长的一剂良药。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贸易自由化的受益者。特别是在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多变的情况下，推动区域之间的贸易安排与多边贸易安排两个“轮子”，通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促进地区经济融合，无疑是带领大家走出增长困局，共同发展的一剂良方，也是多数国家的共识。

柏林墙倒塌已近三十年，如今柏林墙倒后的“民主化浪潮”似乎已发生逆转。不仅在民主转型国家，更是在作为“灯塔”的民主原产地国家，民众对民主的信心在持续下降，民主政体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威权化和民粹化，民主体系的开放性格与创造能力受到严重压抑，西方民主进入了精神上的某种自我背反。这些变化表明，对民主的过度价值期待与重负导致了民主运转艰难，对治理现代化复杂原理与经验的探索出现了新的不确定因素和挑战。

和两次大战前的国际形势不同，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威胁不是世界大国间的利益矛盾与战略对撞，而是地区强国地缘政治雄心的冲突。这种矛盾考验的不是世界大国协调彼此间战略意图和利益的意愿，而是协调的效力。对此，新兴全球性大国不可以通过单纯的“新兴全球性大国——守成大国”视角进行一刀切式的处理。新兴大国要超越守成大国视角，精确判断各种中等强国的地区冲突给自己崛起过程造成的具体影响，以便做出有针对性的应对。

2017年的中东，是波谲云诡的一年。大国对中东局势的干预和影响无处不在。无论是极端武装的溃败，还是也门局势的恶化；不管是伊朗与沙特的对阵，还是沙特与以色列关系的暗潮，都显示着中东局势在新的一年很难保持平静。

美欧面临的主要威胁，是人口结构快速多元化和碎片化背景之下的社会治理结构调整滞后，以及国际经济地位下降背景之下的国内经济分配结构调整滞后。恐怖主义威胁，只是这些结构性因素的一个体现。

能否处理好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的中美关系，直接影响到未来中国是否会获得宽松安定的发展环境，更事关“两个百年”能否如期实现。在当前，必须继续打牢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使更紧密的经贸合作成为拉近两国关系的纽带。在长远，中美需要对两国关系共同给予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明确定位，形成处理问题的标杆和基准，确保两国关系不至出现大的变动，通过沟通、对话和谈判不断解决随时可能出现的分歧，聚焦最大公约数，打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只要两国能够保持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认知和态度，就能将相互关系维持在健康、牢固、稳定的轨道上，行稳致远。

目前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已经进入衰败、分化、重组的时期。这正释放出巨大外部影响力。美国国际撤退所腾出来的空间，很快就会被其他大国或者政治力量所填补，这包含巨大的不确定性。而且长远来看，美国在长期、相对地衰落。这又引向另一个不确定性，即美国的相对衰落会不会导向战争。历史上，一个衰落中的大国恐惧于另一个国家的崛起，这个深陷恐惧的大国，要在另一个变得足够强大的时候来遏制甚至消灭它，因此发生了战争。因此当前的世界进入一个充满巨大风险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