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的亚太秩序中，美国在军事上占有优势，中国在经济上占有优势，日本在军事上、经济上配合美国，牵制中国，三国在地区制度上相互角力，难分轩轾。长远来看：军事方面，美国的绝对优势将被中美之间的新均势所取代。经济方面，三国在经济上的竞争将持续下去。制度方面，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亚太地区的制度建设面临“碎片化”的危险。

可见，中国在这一轮国际秩序再平衡中的特殊角色尤其引人注目。中国的崛起是“体制内”的崛起，是在全球治理框架内，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全球化带来的条件才实现的，因此，中国既是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也是建设者，而后一角色的光芒正越来越盛。

美国世纪还远未结束，美国在未来很长时间依然是全球首屈一指的综合实力无与伦比的大国。尽管中国实力与国际影响力增强也是无可争辩的现实，但21世纪的世界领导权并不一定就在中美之间实现交接。世界大势的演变已经导致领导权的内涵与方式发生改变，领导权也不再是零和博弈，多元共同领导将越来越成为未来世界领导的趋势。

伊斯兰国家尤其阿拉伯国家正按符合自身利益的标准探索改革和发展道路。在外界对伊斯兰文明普遍存在认知赤字的情况下，我们对伊斯兰国家的调整和变化既不能想当然地随意置评，也不必做西方评论的搬运工，而应根据那些变化是否有益于伊斯兰国家自身以及世界整体利益做出判断。

沙特推动全面改革所面临的挑战不小。目前改革在基层民众当中已形成了共识，但在王室内部和宗教上层尚未形成共识，甚至遇到了既得利益者和保守派势力的掣肘。对内四面出击，启动全方位改革，须得顾及沙特的国情，而对外四处树敌，不仅可能打破沙特王室内部和本地区脆弱的平衡关系，而且会使沙特改革的方向日益模糊，反而使改革面临巨大的风险。

以巴尔扎尼为代表的伊拉克库尔德人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机会。一个决不允许独立，一个决不放弃建国，更为严重的是库区公投可能会导致出现一个库尔德人独立运动为标志的中东地区新的动荡，域内域外大国为了自身利益也必将插手“库尔德人问题”，其背后折射出各方势力的权力角逐，而原有地缘政治的平衡结构毁灭，预示着中东政治秩序“垮塌”后的“权力重构”充满了诸多的悬念。面对如此复杂的中东形势，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库尔德各派政治力量的分裂和紧张态势的加剧，将对整个伊拉克乃至地区的政治安全和稳定产生影响。

目前难以对美国的外交战略做出总体的判断和预测，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朝核问题将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关键因素。考虑到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所呈现出的种种特点，中国需要更加重视朝核问题，加强危机预防和管控机制。由于中美两国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深刻分歧，中美关系的发展道路必将是不平坦的，双方的战略互疑不会消除，但能够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即长期的严重战略对抗。

这两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变化对地区各国和世界形势都有启示性的借鉴意义。当今时代，各国利益交织越来越密切，特别是各方安全需求越来越不可分，对抗的成本和代价越来越高，对话所能带来的利益也越来越明显。各国之间，无论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如何不同，无论国家之间利益纠纷如何敏感、复杂，对话不对抗都是时代的大潮流。坚持对话与合作，双方会双赢，多方会共赢。而一味对抗下去，最后不会有真正的赢家。

中国崛起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相互适应、共同演化的过程，它带来的效应十分复杂，具有很多维度。这个过程中出现一定的转换与冲击、产生某些疑虑与误解，是正常的。中国秉持正确义利观，提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努力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国的意愿是真诚的，带来的结果总体上是积极、正面的。试图把中国的意图说成是恶意的，把中国崛起的效应在总体上描绘成负面的，是没有说服力的，其结果将与事实的发展产生越来越大的距离。

地区安全架构是亚太／印太地区秩序的一个核心问题。蒂勒森认为，这一安全架构的目标应是保持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维护地区国家的主权、确保它们具有开展自己的经济事务而不受他国威胁的机会。而美印日澳应是这一地区安全架构的四个支架，美国是执其牛耳者，印日澳各为其支点。蒂勒森的印太地区大战略棋盘的轮廓已至为明显了。然而，这样的印太地区大联盟战略可能失败，“不结盟”长期以来一直是印度核心的战略思想，与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建立军事联盟是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