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两次大战前的国际形势不同，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威胁不是世界大国间的利益矛盾与战略对撞，而是地区强国地缘政治雄心的冲突。这种矛盾考验的不是世界大国协调彼此间战略意图和利益的意愿，而是协调的效力。对此，新兴全球性大国不可以通过单纯的“新兴全球性大国——守成大国”视角进行一刀切式的处理。新兴大国要超越守成大国视角，精确判断各种中等强国的地区冲突给自己崛起过程造成的具体影响，以便做出有针对性的应对。

2017年的中东，是波谲云诡的一年。大国对中东局势的干预和影响无处不在。无论是极端武装的溃败，还是也门局势的恶化；不管是伊朗与沙特的对阵，还是沙特与以色列关系的暗潮，都显示着中东局势在新的一年很难保持平静。

美欧面临的主要威胁，是人口结构快速多元化和碎片化背景之下的社会治理结构调整滞后，以及国际经济地位下降背景之下的国内经济分配结构调整滞后。恐怖主义威胁，只是这些结构性因素的一个体现。

能否处理好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的中美关系，直接影响到未来中国是否会获得宽松安定的发展环境，更事关“两个百年”能否如期实现。在当前，必须继续打牢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使更紧密的经贸合作成为拉近两国关系的纽带。在长远，中美需要对两国关系共同给予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明确定位，形成处理问题的标杆和基准，确保两国关系不至出现大的变动，通过沟通、对话和谈判不断解决随时可能出现的分歧，聚焦最大公约数，打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只要两国能够保持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认知和态度，就能将相互关系维持在健康、牢固、稳定的轨道上，行稳致远。

目前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已经进入衰败、分化、重组的时期。这正释放出巨大外部影响力。美国国际撤退所腾出来的空间，很快就会被其他大国或者政治力量所填补，这包含巨大的不确定性。而且长远来看，美国在长期、相对地衰落。这又引向另一个不确定性，即美国的相对衰落会不会导向战争。历史上，一个衰落中的大国恐惧于另一个国家的崛起，这个深陷恐惧的大国，要在另一个变得足够强大的时候来遏制甚至消灭它，因此发生了战争。因此当前的世界进入一个充满巨大风险的时代。

在经历了多年内战之后，俄罗斯已经有信心保证叙利亚政府军在战场上的优势地位，稳定战场的和平局势；为了促进叙利亚政府认真对待与反对派代表团的和谈，推动叙利亚政治重建，俄罗斯也必须做出表态。叙利亚的未来，不再需要军事决定，而需要扎扎实实的政治推动。

无论是从叙利亚国内局势演变，还是从俄和地区国家双边关系的进展来看，普京的系列组合拳都隐含了与美构成鲜明对比，并证明其治下的俄罗斯外交在战略设计的合理性和执行能力的有效性方面都超越后者的基本意图。普京一日之内遍访中东三国，对美已经初步形成以快制慢、以清晰制模糊、以区内国家制域外大国的整体优势。

欧亚主义不仅具有政治、经济、地理的内容，且有历史、文化、种族的特质，而大欧亚伙伴关系却并无历史、文化和种族的内涵，目前还是一个外交概念，其主要存在形态是不同国家在经济上的“集合体”。在目标追求上，欧亚主义内在追求的终点是新的联盟国家乃至“统一”的国家，而大欧亚伙伴关系没有这样的内在追求，其目标只是形成某种关系网络，构建以俄罗斯为出发点的松散的区域一体化。从根本上说，欧亚主义是一种民族—国家构建理论，而大欧亚伙伴关系是对外关系学说，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俄罗斯是当今世界重要的政治力量，是世界多极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极”，中国需要与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加强战略协作，这对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的。更重要的是，中俄自身的发展诉求和各自的国家利益要求两国必须采取更加广泛的合作方式构建利益共同体。

今天的中东正在大幅度转动，新秩序和新格局正逐渐形成。叙利亚被各派力量分治的局面已经形成，在联合围歼“伊斯兰国”的战斗中，“阿拉伯之春”在叙利亚画上了尴尬的句号。其次，沙特“新政”开场不凡，阿拉伯主流世界和以色列关系面临新突破。第三，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已经成型，其中东政策的重点就是协作各方共同压制伊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