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2017年11月的亚洲五国行在中国带热了“印太”一词，研讨“美国印太战略”的会议此起彼伏。很难想象其他国家领导人的出访会有类似效果。这折射出一点：美国依然是对中国外交影响最大的国家，虽然影响程度正在明显下降。那么，该如何研判“印太战略”？

首先，出于战略文化与力量平衡两方面的原因，美国（主要是共和党建制派）需要这个战略。西方战略文化的一大特点是：必须确定对手并制定相应的应对战略。就美国而言，冷战时期是苏联；1990年代是若干非西方文明；9.11事件后是恐怖主义与“失败国家”；特朗普时期则是所谓的“修正主义国家”（中国与俄罗斯）与“流氓国家”（如伊朗与朝鲜）。而中国的快速崛起不但“打破了地区力量平衡”，且正在形成对美国价值观与利益的“挑战”。奥巴马时期的应对是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特朗普政府需要有自己的说法，“印太战略”是个比较合适的标签。

其次，由于几方面的原因，这个战略目前还没有成型：特朗普上台时间比较短，加上没有足够的智囊设计这一战略；特朗普的执政理念是“美国优先”，关注点主要在美国本土与经贸领域，加上直接影响美国安全的若干政治议题（如“伊斯兰国”、朝核问题），他对美国承担国际领导角色的兴趣明显小于奥巴马。美国国内推动“印太战略”的主要力量是美国军方与共和党建制派。

另外，美国一些盟友对“印太战略”兴致高涨，典型如澳大利亚与日本。澳大利亚非常担心美国放弃在亚太安全事务中的领导作用，其程度可能超过了日本，在推销“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以“套住中国”上，比美国还积极；日本则在“建设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名义下，力推美日印澳“四国同盟”以制衡中国。

再次，莫迪政府对“四国同盟”的兴趣大于上一届印度政府，但印度有根深蒂固的不结盟战略文化，也非常珍视自己的战略自主性，不会成为任何大国的战略棋子，同时担心“四国同盟”将强化其他几个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印度洋与南亚的影响力。因此，“四国同盟”正式组建的可能性不大，这就限制了四国军事协作的深度与广度，使得“印太战略”的军事意义大打折扣。

“印太战略”的效度还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中美关系的特殊性；“一带一路”本身的特点。

美国具有丰富的经验对付敌人与盟友，但中国并非美国传统意义上的敌人或盟友。美国对中国的基本判断近年发生了巨变。自尼克松政府以来，美国对华战略基于一个信念：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最终将在政治经济制度上走向西方模式。现在却发现，中国不但没有走向西方模式，反而开始日益自信地展示一种有别于西方的模式。这让美国精英阶层备感挫败，倾向于对华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问题是，中国对于美国具有多面性：经济与文化上是美国的伙伴，军事与意识形态上是美国的“对手”，在IT产业、制造业方面是竞争者，在反恐以及解决朝核、阿富汗等问题上又是合作者，在国债上还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因此，在2017年12月18日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对中国的定位是战略竞争者（strategic competitor），但在有的段落又把中国称之为“对手国”（rival power）。从中可见美国很难用一个词来定位中国。这意味着处理对华关系时，美国需要逐个领域与中国“掰手腕”并争取获得优势。这是个新课题，美国没有必胜信心。

“一带一路”是本届中国政府对外关系的顶层设计，旨在推进中国的崛起进程、体现大国责任，同时让其他国家从中获益。中国无意在此过程中构筑与美国对抗的军事同盟。中国对自己的整体定位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一带一路”建设主要聚焦经济与文化领域，以双边合作为主辅之以多边合作，通常依据双边关系决定合作的深度与广度，在合作中不强求构建排他性机制安排，几乎做到了“一国一策”。这体现了中国传统的世界治理理念：无外、自愿、以礼相待、亲疏有别，等等。对于这样的合作，西方人会觉得费解，“印太战略”所能施加的影响不难预料。

总之，特朗普政府很可能会正式推出“印太战略”，以强化制衡（但非遏制）中国的崛起。这一战略与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不吻合，且其实施缺乏制度保障，加上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与“一带一路”本身的特点，使得“印太战略”难以有效影响“一带一路”建设。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室主任、研究员；本文转自《世界知识》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