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边对我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周边外交应同时尊重传统地缘力量和新地缘力量之间的平衡，新时期，在亲、诚、惠、容的新外交理念指导下，中国要把经略周边放到提升中国战略信誉和权威认同上，放到构建地缘网络上，在牢牢把握地区共同利益基础上，促进我国与其他国家基础设施的联通和发展规划的对接，把重心放在经营功能网络、经济网络、社会网络和制度网络上，整合国际法和国际制度资源，用周边地区网络化部分抵消地缘权力压力，构建中国周边外交新高地。

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种种因素使中国与东盟国家矛盾频生，不信任感持续增加。对此，中国应理解东盟国家的恐惧心理与安全忧虑，加强与东盟国家间的信息沟通；尊重美国在地区既得利益，寻求中美地区合作空间；加强与东盟国家间的军事安全互动，使中国发展更多惠及各国人民，让民众和社会层面更多感受到中国崛起带来的实际收益，增强东盟各国民众对中国的接受度和认同感，进而推动整个国家和政府在政治层面改变对中国崛起的抗拒。

现在的世界从MAD（互相确保摧毁），到MED（经济上相互依存），各国联系日渐紧密，但强权政治思想在作祟，总想征服、控制人家，以致世界很不太平。历史证明，什么“联盟”，什么“牢不可破”，都靠不住，只有五项原则是最靠得住的。21世纪国际关系的实践，会进一步显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的崛起受益于现有国际秩序，中国不会主动挑战它，中国影响世界格局和发展的方式，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已有的国际组织、国际合作框架中，提高中国所负的责任、所实施的影响力。二是在遵循已有的各种多边国际体系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构建一些新的国际合作体系，包括一些双边和国际多边合作体系。这些措施在不抵制、不挑战国际现存多边机构的前提下，培养、创造新的国际合作的空间和平台，是中国特有的改变世界体系中的权力结构的“增量方式”。

尽管中美之间存在着矛盾，但中美冲突并非不可避免。这主要是由于：第一，对于推翻由美国构建和主导的现存国际秩序，中国既无此野心，也无此实力。第二，中国在现存国际秩序中获益而非受损。第三，美国及其构筑的西方国际秩序依然强大，中国难以打破。但是，在次级争端，主要是台湾问题上，中美之间引发冲突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美争议将继续，但这些冲突很难导致两国爆发战争。因此，大多数美国学者对中美关系发展前景比较乐观，认为中国将继续在现存国际秩序中繁荣发展。对中国而言，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台湾问题是最有可能引发中美直接军事冲突的因素，我们在处理台湾问题以及南海问题时需要格外的慎重。

中美两国共处之道：首先两国都坚持走各自认定的正确发展道路，那就能够避免可能的战略对抗，实现“殊途同归”。这里的“同归”，指两国各自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并行发展且相得益彰。其次，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问题，是“两个秩序”问题，即中国要维护的国内秩序，以及美国所倡导并维护的全球秩序。走出新型大国关系之路的关键，是理解两国对未来关系的不同思路和期待，找到利益汇合点，避免利益碰撞点。美国尊重并从主观上不挑战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国内秩序，才能说服中国尊重并不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先地位和美国倡导的国际秩序。反之亦然。最后需预防中美之间的“新型对抗”和“新型冲突”。

历史上强国都重视国际法研究，因为国家间在各个层面的交往争斗是受到人为设计的一整套不断完善之中的“游戏规则”的制约的，了解这种规则，并进而参与和主导这种或这些规则的制定，便在国家间交往和争斗中占据主动位置。这里所谓的“游戏规则”，就是“国际法”。另一方面，大国较量说到底是在争夺游戏规则主导权，中国若要在国际关系中积极有效参与完善既有游戏规则使其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并且也满足大多数国家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我们国家整体的国际法研究水平的提升。

美国重返亚太，中国在重返世界；美国在实现亚太再平衡，中国在推行全球化再平衡。从中国向世界开放，到世界向中国开放。从被全球化塑造中国，到中国塑造全球化。这就是中国“新三环外交”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