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际格局的转变和中国实力地位的极大提升，使中国外交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形势，使中国周边外交面临更为复杂的挑战。中国将在一个多极世界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奉行什么样的政策，已成为举世关注的重大问题，这是中国外交在国际格局转变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如何解决战略转型的课题，体现我们主动引领和塑造大外交战略的总体设计。

近期中国的一系列行动并非放弃“搁置争议”，而是以实力促和平，以实力促谈判。如果说此前的“搁置争议”带有诸多无奈的被动选择，那么今后的“搁置争议”将是有着更丰富内涵的主动抉择。“搁置争议”，既是对国际社会做出的庄严承诺，也是对破坏该原则行为的严正警告，有惩治挑衅行为的能力和决心。在新的形势下，对于南海战略而言，搞好十二字方针远远不够，但它却是成功的重要基础。

尽管中国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但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日本依然是经济发达国家，两国合作的互补性、重要性没有变化。双方加强互利共赢、扩大共同利益的潜力越来越大，空间越来越广。“中日之间必有一战”这种观点是短视的，也是背离时代潮流的。历史经验教训反复证明，中日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两国均不能走对立、对抗道路，更不能重演兵戎相见的历史悲剧。现在中日两国要从三个方面打破僵局：其一，要回归中日关系原点，确认严格遵循中日间四个政治文件，遵守中日联合声明和和平友好条约确立的各项原则和精神。其二，要解决政治难题，不能回避影响两国关系的特殊问题，当务之急是要妥善处理历史和钓鱼岛的问题。其三，要扩大交流合作。

中国的崛起得益于全球化，也受制于全球化。对比近代以来崛起的其他大国，中国更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世界局势和地区局势，以使这个有史以来最大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能够延续下去。面对现在这样一种愈发具有挑战性的东亚局势，中国既不能畏首畏尾，又不能鲁莽行事。中国改变东亚局势的战略精髓在于以自身实力的有机整合破解对方组合中的安全共同体。

综合来看，在21世纪，日本的小国化，恐怕会是一个难以逆转的趋势。日本在战略上难以具备进攻性，恐怕会处在战略守势，其战略地位会不断边缘化。对待逐渐小国化的日本，没有必要像有些人主张的那样倾一国之力，中日关系也不到战略抉择或摊牌的时候，过早地置身于抉择的情境，对中国并不利。我们有必要区别不同层次上的中日关系。比如，将中日之间的政治关系与民间往来做必要的区隔，经济和民间的交往与政治关系适当脱钩。在钓鱼岛问题上，在日本极右翼问题上，政治层面上可以尖锐对立，但范围要限定在高层政治领域，经济、民间和政府间，需要保持交往、交流和对话。

从长远看，中日关系根本改善非常困难，这不仅是因为历史和领土问题，更因为双方存在着一系列结构性矛盾：首先，中国的实力没有强到可以彻底压倒日本、让其臣服的地步。在很多方面，日本对中国仍然有较大的优势。其次美国目前处于战略收缩期使日本获得了成为“普通国家”的良机。现在中日关系是中国同一个现实的日本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同一个中国所期待的、理想的日本之间的关系。仇恨和谩骂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中国要让日本心悦诚服，首先要从切切实实研究日本开始。

南海本身在中国国家利益中的位置为“整体上的一般利益与某些领域的重要利益”，而东盟作为整体在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属于重要利益。南海争端若处理不好，中国将陷入四面为敌的窘境。处理得好，则可望成为实现崛起的一个里程碑。因此，战争显非解决南海争端的选项，扩大统一战线是当务之急。为此，有必要调整应对，坚定地从“双边框架”转向“双边+多边框架”。

中国外交应该如何把自己塑造成“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中国塑造世界的逻辑应是通过引领全球化，化中国梦为世界梦。其中的途径关键有三条：其一，己欲立而立人。其二，己欲达而达人。其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坚持和平对话解决争端、坚持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是中国处理朝鲜半岛问题的三大原则。但是，如何实施好这三大原则，却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说法。由于朝鲜实施三次核试爆，解决朝核问题的难度已经大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