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的核心任务是为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的外部环境总体上是好的，中国的发展仍然面临“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还可以继续集中精力谋发展，现在也没有到中国外交改变战略方向的时候。但中国外交也存在问题，表现在：随着中国崛起和利益拓展，怎样维护海外利益；随着周边形势复杂化，怎样维护海洋权益；面对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中国怎样应对。这些情况反映搞好顶层设计是搞好中国外交的关键，尤其是外部环境变得更为复杂，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的时候。顶层设计目的就是要明确国家大战略目标，以使国家各子系统一切以国家利益为上，本位利益服从国家利益。近些年，有些子系统在对外事务中时常发出一些看上去与中国大战略目标不相符的声音，貌似坚定地维护国家利益，摆出强硬姿态，实则是从部门、子系统利益出发，迎合部分公众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试图绑架国家利益。

回首过去几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学术界以及一些社会舆论关于反思中国外交的呼声颇高。基本看法就是，过去几年的中国外交太“软”，尤其是周边外交，集中表现在应对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日美同盟加强、南海争端升温等问题上。有论者批评政府对这些挑战应对失当。更有论者主张修正中国的外交战略，放弃韬光养晦方针和不结盟政策，以便更好地应对美日等国的战略围堵，维护国家利益，提升中国的大国地位。那么，到底应当怎样评价近几年的中国外交呢？又该如何看待中国外交目前所面临的挑战？中国应当如何应对？

近几年中国外交的得与失

评价中国外交的得失，首先要看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什么？它是否实现了目标？

外交服务于内政。就是说，中国外交要服务于中国的总体战略或称大战略。中共十六大和十七大都提出中国面临三大历史任务，即“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完成这三大历史任务需要两个前提条件：一是维持国家安全，即不遭受外敌入侵或被卷入大规模战争；二是保持国内社会政治稳定，不出现大规模的动乱。三大历史任务和两个前提就是中国大战略的基本目标，其中实现现代化是核心，当然要兼顾其他目标。中国外交的任务就是为实现这些大战略目标营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其中核心任务是为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基于此，中国外交的基本取向就是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同世界各国和平相处、互利合作。可以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外交是成功的，没有偏离既定的战略方向。

那么，现在是不是到了中国外交应该改变战略方向的时候了呢？肯定不是。因为中国大战略的目标并没有改变。尽管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GDP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但是离既定的发展战略目标还相距很远。中国的人均GDP才刚刚超过4000美元，是美国的近1/10，比许多发展中国家还低。即使达到了邓小平当年说的现代化目标——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还是需要谋发展，因为发达国家也在发展，在向前走。正是基于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邓小平才一再强调“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既然大战略目标未变，那么中国外交的核心任务也就不应当改变。所以，如果说中国外交有需要反思之处，那也不应当是战略层面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当今中国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不再是发展，而是维护安全，因为中国的领土领海权益正受到侵蚀，美日等国正加紧围堵中国，中国的安全形势严重恶化，维护安全已经超越经济发展上升为中国所面临的主要矛盾。这也是反思中国外交战略说的主要论点。

然而，这种观点没有摆正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任何国家都需要安全，但是，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没有绝对的安全。即使作为惟一超级大国的美国，也没有绝对的安全。它试图追求绝对安全，为此维持着超强的军事实力，但是在像“9·11”事件这样的非传统安全威胁面前，也显得力不从心。对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应当追求的是基本安全，而不是绝对安全。所谓基本安全就是国家核心利益不受威胁。《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将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界定为六项：“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认真评估一下，这六项核心利益都未受到威胁。南海争端虽然涉及领土领海主权问题，但与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受到威胁还不是一回事，而且这个问题早已存在。过去30多年，中国未因南海问题而放弃将发展作为第一要务，那么现在有什么理由要改变原有的做法呢？

再看美日围堵中国问题。首先，美日同盟早已存在，但是中国并未因此而丧失发展所必需的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现在的美日同盟虽有加强，并且针对中国的成分更多了一些，但是同过去相比并没有本质的变化。其次，无论是中美关系还是中日关系，都存在着两重性，既有对抗的一面，也有合作的一面，但合作是主要方面。在安全上，美日对中国崛起都存有戒心，因此要强化对中国的防范、牵制；但是在经济上，中国是美日的最重要伙伴，甚至是利益攸关方。在全球化时代，经济在国家利益中的位置更为重要，特别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美日要复兴经济，更需要中国的合作。此外，在非传统安全、地区安全以及许多全球性事务上，美日也需要中国的合作。正因为如此，才会有中美“积极合作全面关系”和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这样两重性的关系，决定美日同盟很难成为针对中国的战争机器，如此，中国的“国家安全”也就不存在现实的威胁。

总而言之，安全超越发展论的立论依据是不充分的，由此引出的对中国外交战略的质疑也是难以成立的。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级大国，甚至是坐二望一的世界大国，而大国拥有霸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中国应当理直气壮地同美国分享霸权或争夺霸权。根据这种观点，中国外交战略也应该改变，应以同美国竞争为中心任务，为此，中国要放弃不结盟政策，同那些反美国家结成同盟。

且不说反美同盟能否建立起来，即使建立起来了能否同美国的同盟体系相抗衡，都很值得怀疑，因为这种观点的立论基础就是错误的。其一，中国的综合实力与美国相差甚大，即使想同美国争霸，现在也不是时候。其二，邓小平当年确立不结盟政策，是基于中国的大战略目标和利益，因为结盟必然会受盟友的束缚，导致出现对立面，这肯定不利于营造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其三，结盟政策不符合时代潮流，美日等国受冷战思维和传统权力政治思维的影响，奉行结盟政策，那是它们的局限，而中国要迎合时代潮流，摈弃作为旧时代产物的结盟政策。其四，至于谋求霸权，那更是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历史传统不相符。中国只是谋求民族复兴，使国家强盛，同时改善民生，也可以做负责任的大国，但是绝不称霸、争霸。反对霸权主义一直是中国外交的宗旨之一。可见，从争霸论出发来质疑中国外交战略，也是不可取的。

说中国外交是成功的，是就战略层面而言，并不意味着没有值得反思之处。综合媒体和公众的评论，中国外交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随着中国崛起和利益拓展，特别是海外利益的拓展，中国外交在机制、工作层面也在进行调整、改进，以适应形势需要，但是，给人们的感觉是不尽如人意；随着周边形势的复杂化，特别是南海问题热度剧增，中国在维护海洋权益上似乎力度不够；面对美国战略重心东移，针对中国的战略动作频频，比如加强美日等双边同盟关系、向澳大利亚派驻海军陆战队分遣队、推动TPP谈判，中国的反应好像迟缓，有些无所作为。不过，对上述这些问题，要一分为二地看。国际形势确实变化很快，新问题、新挑战层出不穷，中国外交应当及时做出应对。但是，应对不是盲目地、简单地回应，而是要从自己的战略利益出发进行战略谋划，审时度势，趋利避害，量力而为，顺势而行。而战略谋划需要有个过程，并不是越快越好。在情况没有搞清、利益得失不明的时候，应对慢一些胜过盲目的快，回应的力度软一些好过鲁莽的硬。面对新情况、新挑战，如何又好又快地做出回应，是中国外交面临的重大课题。

当前中国外交面临的挑战更为复杂

近几年学界和舆论界对中国外交的反思，除了对中国外交本身的评价外，还涉及对中国外部环境的认知。实际上，一些论者也正是出于对外部环境的认知，才会有对中国外交的一系列批评，认为中国外交没能适应外部环境变化。这些论者认为，近些年中国外部环境严重恶化，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已不复存在，因此，中国外交的核心任务不应再是为发展服务，而是维护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