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高速增长。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荣获制造大国、贸易大国等多个称号。相对而言，美国的实力却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衰退之势。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实力遭到重创，美国的经济力量、国际地位都有一定程度的下降，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和“美国衰落论”甚嚣尘上。那么，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衰弱”，美国学者是如何看待中美权势转移过程中的冲突问题？中美之间是否必然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笔者将以美国权威杂志《外交》(Foreign Affairs)作为研究对象，探讨美国学者对此问题的看法。

一、两种范式的解释

既有理论对崛起大国与既有体系大国的更替是否导致冲突有两种解释，这两种解释分别来自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

权力转移理论是现实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讨论大国崛起与体系战争关系较有影响的国际战争理论。其核心解释变量是大国相对实力关系的变化和崛起国对现状的评估。该理论认为，体系战争源于大国之间增长速度的差异。体系大国的崛起使其与主导国之间的实力差距逐渐缩小，双方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主导国可能进行预防性打击，而崛起国也可能出其不意首先发起攻击。如果崛起国对国际体系现状不满，那么当其实力赶上或超过主导国时，它将明确表示要改变现状。一旦主导国拒绝这一要求，两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而且这样的战争会相当激烈，因为战争将决定国际体系领导权的归属。

相反，自由主义的观点则比较乐观，其认为，自由国际秩序能够包容大国和平地崛起。贸易的开放性、竞争的公平性以及大量的国际法律规范使得每一个新兴崛起大国能够从中获益，崛起大国无需通过成本高昂的战争手段来推翻现存国际秩序。自由主义范式认为，崛起大国会在现存国际秩序内展开竞争、争夺话语权，使得利益分配更加符合崛起大国，而没有必要推翻既有国际体系。两种解释从不同角度得出了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正确认识到了权力分配对体系战争的影响，但是，这种观点几乎完全忽视了“崛起国对既有国际体系的满意程度”这一分析变量，而这一变量也是决定中国以何种方式实现崛起的关键变量。

第二种观点有其合理性，但这种观点主要是站在西方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的，其研究重心是放在如何把崛起的中国纳入到由美国主导的西方秩序之中并保持秩序的持续运作。纵观国际关系史，两种范式都能够对特殊的历史事件进行解释。现实主义范式解释了18世纪末期法国的崛起、一战和二战前德国和日本的崛起，这些国家的崛起都导致了与既有体系大国之间的战争。而自由主义范式解释了20世纪初期美国的崛起，英美更替并没有爆发战争，属于和平的领导权更替。

美国学者对中美权势转移过程中冲突问题的分析主要基于两个变量———“是否满意”和“是否有能力推翻”。同时，对冲突的性质也进行了分类，将“冲突”划分为“军事领域的冲突”和“非军事领域的冲突”。也就是说，对于中美之间的冲突问题，美国学者要对两个关键变量进行考察：第一，中国对现存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是否满意。第二，中国是否有能力推翻现存的国际秩序。

二、中国在现存国际秩序中获益

中美是否爆发冲突最主要的是考察中美两国利益的兼容性。斯图尔特·帕特里克(Stewart Patrick)认为，中美两国的国家利益是不兼容的。这至少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两个方面得以体现：一方面，美国希望维持东亚地区的权力均衡，而中国谋求主导该地区；另一方面，美国希望民主化中国，而中国共产党反对。

在这两个方面的不同看法导致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和根本利益的不兼容，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弗雷德·伯格斯坦(Fred Bergsten)也认为，虽然中美之间合作的态势逐渐增大，但是，中美两国目标不同。在许多领域，中国追求的战略有悖于既有规范、法律和秩序安排。而莱斯利·吉尔贝(Leslie Gelb)则认为，大国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

那么，现有的美国霸权是否阻碍了中国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中国是否“满意”现存的国际秩序？事实上，大多数美国学者认为，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强大的美国和由美国构建与主导的国际秩序，这符合中国的国际利益。

(一)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强大的美国

目前，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一大国债持有国；美国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直接投资国，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自2009年7月中美两国在华盛顿召开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来，两国已进行了五轮对话，对话涉及金融市场稳定与改革、贸易和投资、地区安全、气候变化、能源安全、联合国维和、反恐、可持续发展等内容，显示了彼此对对方的重要性。对美国来讲，没有中国的合作，某些国际重大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有学者利用数据计算得出，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中期，中国对美国的依赖为70，美国对中国的依赖为30。到世纪之交，数字就变为65∶35。伊拉克危机时，特别是金融海啸后，很多北京的战略家认为，这个比率已经变为60∶40至55∶45。数据变化表明，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已经开始由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向对称的相互依赖转变，这种转变既显示了中国权力的增长，又使中美两国更加紧密地相互依存。美国需要中国这个大市场，中国也需要出口大量产品输往美国。一个强大的美国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一个稳定繁荣的中国，也有利于美国的进一步发展。曾科(MicahZenko)和科恩(MichaelCohen)认为，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同时，手中持有、并将继续持有大量的美国国债。这就要求中国更倾向于一个强大的美国，而不是虚弱的。

(二)中国需要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强大的国际秩序

虽然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中国问题专家伊丽莎白·易明(ElizabethEconomy)认为，中国有更激进的全球战略需求。当中国的经济总量不断膨胀时，他不仅想要在现有国际组织内获得更大的主导权，并且想要重新制定游戏规则，并称中国为“革命力量”。

但美国的大多数学者，比如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查尔斯·格拉泽(CharlesGlaser)认为，中国不会挑战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因为，中国从中获益而不是遭受损失。目前的国际结构致使中美两国不会将他国视为最大威胁，并且能够相互尊重双方的核心利益。目前的国际结构被视为是经济和政治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能够包容中国的崛起。

中国会积极地加入这一秩序中，并且在这一秩序中发展与繁荣。因此，中国不会花大量的成本去推翻有利于中国发展的现有国际秩序，虽然它是由美国构建和主导的。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也认为，虽然美国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有所变化，但自由国际秩序依然完好。中国并不打算推翻自由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和规范，他们想的是在既有国际秩序内获得更大的主导权。

也就是说，即使中国试图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围绕权利、特权及大国责任的争斗的确存在———更深层次的国际秩序仍然较为巩固。

(三)非传统安全因素要求两国加强合作

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目前，全球安全重点已从传统安全领域转向非传统安全领域，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增加给了大国更多合作的机会。莱斯利·吉尔贝即认为，拥有核武器的“无赖国家”以及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恐怖主义会使中美之间增加合作而非冲突。美国“9·11”事件发生后，中美两国围绕打击全球和地区恐怖主义进行了一系列的合作，包括军事训练和情报共享等。针对朝鲜核问题，中国致力于促进朝核六方会谈，积极邀请各大国在朝核六方会谈框架内进行沟通，积极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在经济领域，中美两国致力于全球经济和金融的稳定与发展。在气候变化领域，中美都是能源消费大国和碳排放大国，没有中美两国的合作，气候谈判的进程难以推动。这一系列议题表明，中美两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具有较多的共同利益，两国的合作正在逐渐加强。

三、中国与美国冲突代价高昂

从以上分析来看，中国对目前的国际秩序是满意的，在现存国际秩序中，中国能够从中获益并繁荣发展。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推翻现存国际秩序的能力有多大？美国学者认为，由于中国国内发展的局限性，中国与美国的冲突将产生巨大成本，而这正是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最不能接受的。这些局限性导致中美之间难以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但同时，不排除两国在次级争端和非军事领域发生摩擦，而在这些领域的摩擦，很难升级为军事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