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队参与叙利亚化武护航任务，在外交上的宏观目标，是展现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消除对中国崛起力量的误解和刻意抹黑，提升国际上对中国的正面认知，为中国的外交和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与软实力一样，硬实力也可以用于开展公共外交，塑造自己国家的形象。但关键在于硬实力如何运用，若运用不当有可能让公共外交的效果毁于一旦。因此，让硬实力变软，让软实力变硬，这才是公共外交的最高境界。

多边外交成为中国新政府外交的典型特征之一，将为新时期外交格局的塑造起到特殊作用。多边外交的第一个特殊作用是“创制”，第二个特殊作用是“开拓”，第三个特殊作用是“提升”。未来，中国的多边外交还要解决一些重要的问题。首先是进一步创新问题，怎样通过新的制度合理地为国际机制提供“公共产品”；其次是安全问题；最后是文化问题，这也是中国多边外交面临的最富有挑战性的任务。

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一个系统战略，可以概括为：一条道路、两大突破、战略三角、四项原则。一条道路是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两大突破是以“一路一带”战略为突破，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协调西北边疆与西南海疆两大重心，其中西北边疆是安全重心，西南海疆是发展重心；战略三角是从全球安全角度构建稳定的中美俄大三角关系；四项原则是中国在新形势下必须要坚持与夯实的四项基本外交原则。

中国政府似乎有意采取“以区域化来阻断全球化”的应对思路，处理南海问题。这一新政策呼应了东盟的要求，有助于中国构建与东盟的“命运共同体”，并防止南海问题进一步国际化。但问题是，这一政策如何操作。南海争端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有其他措施配套，才能推进系统的运转。为此，中国至少可以在以下几处发力：在南海问题上从“模糊战略”转向“清晰战略”；把自己的历史性权利主张清晰化，然后加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赋予的权利，从而构成中国关于解决南海争端的完整、可操作主张。

随着国际格局的转变和中国实力地位的极大提升，使中国外交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形势，使中国周边外交面临更为复杂的挑战。中国将在一个多极世界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奉行什么样的政策，已成为举世关注的重大问题，这是中国外交在国际格局转变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如何解决战略转型的课题，体现我们主动引领和塑造大外交战略的总体设计。

近期中国的一系列行动并非放弃“搁置争议”，而是以实力促和平，以实力促谈判。如果说此前的“搁置争议”带有诸多无奈的被动选择，那么今后的“搁置争议”将是有着更丰富内涵的主动抉择。“搁置争议”，既是对国际社会做出的庄严承诺，也是对破坏该原则行为的严正警告，有惩治挑衅行为的能力和决心。在新的形势下，对于南海战略而言，搞好十二字方针远远不够，但它却是成功的重要基础。

尽管中国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但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日本依然是经济发达国家，两国合作的互补性、重要性没有变化。双方加强互利共赢、扩大共同利益的潜力越来越大，空间越来越广。“中日之间必有一战”这种观点是短视的，也是背离时代潮流的。历史经验教训反复证明，中日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两国均不能走对立、对抗道路，更不能重演兵戎相见的历史悲剧。现在中日两国要从三个方面打破僵局：其一，要回归中日关系原点，确认严格遵循中日间四个政治文件，遵守中日联合声明和和平友好条约确立的各项原则和精神。其二，要解决政治难题，不能回避影响两国关系的特殊问题，当务之急是要妥善处理历史和钓鱼岛的问题。其三，要扩大交流合作。

中国的崛起得益于全球化，也受制于全球化。对比近代以来崛起的其他大国，中国更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世界局势和地区局势，以使这个有史以来最大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能够延续下去。面对现在这样一种愈发具有挑战性的东亚局势，中国既不能畏首畏尾，又不能鲁莽行事。中国改变东亚局势的战略精髓在于以自身实力的有机整合破解对方组合中的安全共同体。

综合来看，在21世纪，日本的小国化，恐怕会是一个难以逆转的趋势。日本在战略上难以具备进攻性，恐怕会处在战略守势，其战略地位会不断边缘化。对待逐渐小国化的日本，没有必要像有些人主张的那样倾一国之力，中日关系也不到战略抉择或摊牌的时候，过早地置身于抉择的情境，对中国并不利。我们有必要区别不同层次上的中日关系。比如，将中日之间的政治关系与民间往来做必要的区隔，经济和民间的交往与政治关系适当脱钩。在钓鱼岛问题上，在日本极右翼问题上，政治层面上可以尖锐对立，但范围要限定在高层政治领域，经济、民间和政府间，需要保持交往、交流和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