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的变迁，要更新和平共处原则的内涵。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已不构成中国与周边关系中的严重问题。新时代条件下中国与周边关系，需要解决以地区为视野的和平共处，以互动而非互不动为现实的和平共处，以美国为第三方因素的和平共处。应构建一种更加积极型、外向型的和平共处战略，以适应当前中国周边外交需要。

习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创举，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五项原则作为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法原则，集中体现了主权、正义、民主、法治的价值观。新形势下，五项原则的精神没有过时；意义没有淡化；作用没有削弱。中国是五项原则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定实践者。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载入了中国宪法，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中国是当代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未来中国将继续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迄今60年长盛不衰，原因在于它植根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具有深刻的本质特征，符合人类进步的时代精神。此外在他的基础上，派生出一系列适合时代发展和变化、维护和平与发展的具体论断或主张。但另一方面，强权政治也制造不少新提法，挑战五项原则。但这些理论多半要么夭折，要么遭唾弃。五项原则体现了中华文明传统，塑造中国和平发展的形象，成为“中国机遇论”的重要依托。鉴此，中国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基石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杠杆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旗帜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远景是推动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用以应对冷战政策行为的重要“武器”，随着时代变迁，她的内涵也更丰富了。近年来，中国新领导人高屋建瓴，继承和发展了“五项原则”精神，提出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和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从构建“和谐世界”到“新型大国关系”，她们的精神与“五项原则”是一脉相承的，又“更上一层楼”；五项原则是新时期冷战思维和冷战宣传的照妖镜，也是对“中国威胁论”的否定。

外交政策其核心出发点与评判标准应是国家利益。应破除把强硬与维护国家利益简单地等同起来，认为采取和平、协商、妥协的办法（即所谓软）就是出卖国家利益。软与硬就像一个国家外交的红脸与白脸，往往是成功博弈的两个关键且均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现在中国应该秉持在其他政策领域取得成功的“软的更软、硬的更硬”这一策略，把软硬两手有机、有效地结合起来。结合软、硬措施，有利于把中国的领土主权与战略利益更好地结合起来，并改变外界对于中国政策过于“生硬”的批评。

五项原则是当代中国在价值理念与行为规则上最成功的“对外输出”。但目前这一行之有效的外交准则有可能面临挑战。历史上，跳出国际关系非此即彼的意识形态之争是“五项原则”推出的大背景。冷战期间中国同众多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建立友好关系，正是“五项原则”用于外交实践的最经典例子。“五项原则”不但给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国际关系交往模式，也为中国赢得了发展的空间与话语权。此外，美苏那场意识形态的“冷战”从来没有决战于境外和战场，而是在各自国内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人民生活水平上做了“殊死较量”，最终分出了胜负。如果大家认真思考了“冷战”是为什么而战的话，就不会有人轻言“冷战”了。

中国想通过新丝路建设成为经济贸易和投资大国。在执行过程中：首先不能和其他地区的开发割裂开来，新丝路开发基金可以整合中国的亚非拉政策，从而形成一个宏大的国际开发计划。此外中国可在中央层面成立一个国际开发机构，协调海外经贸活动。第三应建设开放式的新丝路：中国的投资对象不仅是基础设施，还应覆盖更广泛领域，如工业、农业等。战略上，开放的新丝路有助于减轻其他国家的地缘政治担忧。最后新丝路的开发应是参与式的，即地方参与，和向其他国家开放。

由于美国重返亚洲，中国外交不得不处于防御之势。近守是为了避免与美国和周边一些国家矛盾与冲突升级，远交则是顺势而为，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发展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关系，同时显然可以化解中国在亚太的困境，以获得更大的战略时空自主性。中国的战略是防御性的，中国的崛起与影响力是建立在世界经济体系基础上的，顺应当今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但接下来对于中国而言，最大的挑战是如何以势建局，即如何在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同安全的基础上建立新型的国家合作关系框架和机制？

尽管中越双方之间在海洋主权与权益方面存有分歧，但这不应妨碍两国在广泛的其他领域进行交流合作。这种分类管理国家间关系的做法，应该成为中越的理性相处之道。

现在对中英两国来说都有宝贵的机遇，宝贵的时机。中国和英国，东方和西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面对发展变化的日新月异的世界，应该抓住机遇，共同应对挑战，携手建设一个包容发展的美好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