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与国际关系是国内政治的折射；在全球化时代，各国的国内政治经济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国内问题成为全球问题。全球性问题的应对方案，需要各国政府和社会精英共同研究和探讨。首先，需要强化和完善目前的全球治理机制。第二，需要确立全人类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坚守用非暴力手段解决争端的原则。第三，提倡各个文明、国家、民族之间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理解。第四，将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付诸实践。

南沙争端要取得共赢的结果，以单边开发来撬动多边开发是个现实选项。目前在南沙搞双边合作非常困难，但多边合作可期。推进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推动中国与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这些都是中国和东盟更大的利益所在。中国崛起需要带着亚洲发展，身边要有一批小兄弟，而不是一批小刺头。东盟国家是中国争取的对象，而不是打压的对手。中国南海政策不能被部门利益所绑架，要从国家整体、长远利益着手制定政策、实施应对。

虽然中美关系正陷入战略利益竞争和相互认知差异的困局中，但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仍是促进中美关系的决定性因素。面对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发生的新变化，中国可从以下四个层面依次展开应对：第一，强化中美间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深化。第二，维持国内稳定和经济增长。第三，加快与中国周边国家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第四，加快中国与世界主要大国和新兴国家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逐步构建以谋求经济发展而非军事或地缘政治关系的“发展联盟”。中国能否推进与世界其他大国及新兴大国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既是制衡和抵消美国对中国实施围堵战略的重要手段，也是推进世界和平发展环境的核心保障。

我国在周边地区的形象尚未得到改变。究其原因，我们在开展公共外交时，细节做得不够好。首先，我们在对周边国家的民生项目进行策划和实施上存在较为明显的漏洞。还有，我们国内的民间团体和机构与周边国家的大学或智库合作搞一些交流活动，没有与当地媒体和民众直接对接沟通。出现上述不足：首先是我们走出去的机构能力不强，缺少从事公共外交的能力和经验。其次是我们的职业精神存在差距。总之，细节方面的投入或许决定了我们周边外交工作的成效。

新世纪以来，中拉关系突飞猛进。本次习近平主席访问四国将与四国签订一系列协定，涵盖全方位领域，不仅重“量”，也将重“质”。习近平主席在巴西与“拉共体”主要国家领导人的会晤，实际启动了“中国——拉共体论坛”的成立。这个论坛将是双方合作的重要平台，有利于实现中拉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维护双方共同利益，推动南南合作大发展，使“中国梦”和“拉美梦”血肉相连，彼此惠及，共同发展。

错误地以“遏制”来概括美国对华战略，不仅可能导致错失中美关系的机遇，而且还可能低估美国对中国的挑战。美国对华实施的不是铜墙铁壁的“遏制”，而是给中国穿上了件国际制度、规则的“紧身衣”。这不是一面墙，而是一个“网兜”，有很多洞眼让我们可以与外部世界连接，同时又有很多“软约束”。这种“规制”才是美国对华战略中最难应对的部分。如果把对方招式一律理解为“三板斧”，然后以“三板斧”来回应，赢不了大国博弈。

金砖国家合作是不断前进的历史进程，要求我们发扬合作伙伴精神，坚持开放精神，包容精神，合作精神和共赢精神。具体说来，我们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第一，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第二，坚定不移开展全方位经济合作。第三，坚定不移塑造有利外部发展环境。第四，坚定不移提高道义感召力。

亚洲安全观是时代呼唤的必然产物，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理论的一次重要创新，是中国对人类安全和国际主流政治理念的一次重要贡献。亚洲安全观具有以下一些鲜明特点：主张安全主体的普遍性、平等性、包容性；强调安全要素的综合性；突出安全手段的和平性；引入“发展观”新元素。亚洲安全观是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实践：把握了外交主动权，开辟了合作新舞台；代表了亚洲心声，占据了道义制高点；促进了亚洲团结，凝聚了亚洲共识；奉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金砖国家合作对中国意义在于：首先，她是新时期中国发展中国家外交的重要抓手。其次，她可成为中国参加全球经济治理结构重组的主要战略平台。强调金砖国家合作对中国而言，既不是从现有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中退出，也不是立刻建立起新的国际秩序，而是通过金砖国家合作这一平台巩固和提升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共同推进国际体系向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因此，对中国而言，金砖国家合作决不是某种策略性工具，而是一种战略性支点。对金砖国家战略意义的认识不能停留在对经济数据和发展指标的粗浅认识上，而应当集中关注其战略影响力，要想真正释放金砖国家合作的战略影响力，必须致力于将金砖国家合作做高、做大、做新、做实。

正在推动建立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将是二战以来首次由新兴市场国家推动建立的大型国际金融机构。这是金砖国家不断深化合作的需要，有助于提高抵御金融风险能力，提高新兴经济体金融合作水平，改革不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