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需要“时代精神”，“时代精神”成为一个国家崛起的基础，可以为这个国家带来莫大的利益。中国要从自己悠久的文明中寻找“时代精神”，并使之现代化以符合时代的需要。历史上中国通过朝贡体系和丝绸之路，形成了一个自然的区域国际秩序。这体现了中国的和平文化精神，这是中国开放和包容型文化的魅力所在。丝绸之路或许可以成为中国全面走向世界的开端，也是中国通往大国之路必须通过的一个重要“考试”。

唐家璇在发言中提出，处理中日关系，需要我们严格遵循中日间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精神，重新确认邦交正常化的“原点”：一是“以史为鉴”，二是“求同存异”，三是“世代友好”。推动中日关系改善需“标本兼治”。所谓“治标”，当务之急是要妥善处理历史和钓鱼岛问题，把中日关系尽快稳下来。如何“治本”，第一，双方要重新确立相互认知和定位，从根本上解决彼此是伙伴还是威胁，是机遇还是挑战的问题。第二，双方要重建政治安全互信，以顺应时代潮流的新安全观化解战略安全疑虑。三是要坚持不懈地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强化利益纽带，改善民意环境，为两国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金砖国家组织的意义在于，它是中国作为崛起大国，以发起人和核心成员的身份，组建和培育的第一个全球性、由非西方大国构成的国家关系网络，这一网络倍增了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社会性权力，体现了中国未加明示、却已然践行的“结网巧战略”，即通过国家间网络的水平路径、而非权力金字塔的垂直通道，和平追求全球大国地位。金砖集团作为国家间关系网络，其提供的无限可能性以及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网络中的社会性权力，才是真正的战略价值所在。

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周边外交的手段，也是重要目标。但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建设的过程中，每一步推进都不易。第一步是建设经济共同体，在此基础上，逐渐建设安全共同体。不过，经济共同体的建设不会自动导致安全共同体的形成，安全共同体的发展也不会自动导致命运共同体的完成。在这个过程中，要经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多次质的提升过程，这需要相关各国政府共同努力推进。

习主席在演讲中提出，中阿双方为实现民族振兴的共同使命和挑战，需要弘扬丝绸之路精神，就是要促进文明互鉴，尊重道路选择，坚持合作共赢，倡导对话和平。中阿双方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应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既要登高望远、也要脚踏实地，依托并增进中阿传统友谊。共建“一带一路”是论坛发展的新机遇新起点。抓住这个机遇，才能确保现在的发展不停步，将来的发展可持续。站在这个新起点上，才能获得更大发展空间。

中日关系不稳定，在于双方相互定位的原有平衡被打破，但新平衡尚未建立。在旧平衡中，中日之间很多的矛盾能在升级前解决；现在由于中国在政治经济层面都占上风，这让双方在处理关系时有很多困难。中美已在致力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核心就是平等和相互尊重。中日之间的力量对比以及双边关系重要性，同中美相比相对逊色，但中日关系的再建构刻不容缓。中日应当致力于建立新型的睦邻大国关系，形成相敬互让的新关系，这就需要双方努力调整原有的相互定位的旧框架，努力探索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新框架和新平衡。

近期俄罗斯种种行动，意在警示美欧，其真正挑战来自亚太，而不是东欧。假如美欧在亚太忙于应付一场较大的乱局，则俄罗斯面对的压力必然大为减轻，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对中国而言，美欧与俄罗斯围绕着俄乌争端而处于紧张对峙的局面，不仅能舒缓美日同盟对中国安全的威胁，且可减轻整个外部世界来自西太平洋方向对中国的强力挤压。总之，中俄美战略博弈的本质，亦即美欧注意力究竟聚焦于亚太还是东欧。

亚洲能否和平，取决于中美两国对自身地缘政治利益的认知和调整。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不是权力转移，而是和平共存。中国无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权，更不会像苏联，把地缘政治利益扩展到美国后院。更重要的是，中美两国并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中美两国纠纷的焦点，在于美国如何处理在亚洲过度扩张的地缘政治利益。因此，中美两国的和平共存，需要双方都照顾到对方的地缘政治利益。双方地缘政治利益的调整决定了亚洲的未来。

习主席在演讲中提出，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并建议推动亚信成为覆盖全亚洲的安全对话合作平台；加强亚信能力和机制建设；举办亚信非政府论坛等组织；增强亚信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作出贡献。

李总理通过非洲舞台向世界宣示了中国国际战略的新思维，体现在三个方面：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多极化主张、中国与其他国家合作的基本原则和加强中非合作论坛的具体举措。此次李总理访非透露出三种信心：对非洲大陆发展前景的信心，对中非全面合作前景的信心和对全球治理中建立一种真正民主化制度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