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将新时期上合组织建设的战略目标确定为打造“四大平台”，其中核心目标应是构建新兴力量“战略协作平台”。其基本内涵是：以认同“上海精神”为基础，强化新老成员国的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意识，打造“紧密朋友圈”和“命运共同体”，借以集结起一支有别于西方世界的新兴力量，推动新时期的全球治理；加强成员国在国际和地区重大问题上的战略协作，促进所在地区战略稳定，进而将上合组织建设成为我国西部安全与发展的直接外部依托、抵御霸权势力战略遏制的地缘战略依托、彰显“负责任大国”形象的舞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示范基地。

特朗普上台促使日本产生“重返亚洲”的战略调整，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中国的最佳策略应该是让日本在处理与美国的盟友关系时产生犹豫，举棋不定，从而为自己所用。中国应该利用特朗普的贸易战，让日本对牢不可破的盟友关系产生幻灭感，同时在安全和经济两方面为日本重返亚洲提供诱饵，从而使其对过去的脱亚入欧战略产生怀疑。

中日关系今后如何发展，取决于双方迄今达成的四个政治文件能否得到严格的恪守，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双方能否消除各自的心理问题。日本应改变对中国的优越感，从战略上正确定位中国，解决中日是伙伴还是对手的认知问题。中国人应该表现出与自己国家的地位相适应的自信，以“大国心态”，与日本打交道，理性对待和处理问题，防止情绪化。

当前中美关系处在十字路口。此时此刻，我们更应冷静应对：第一，以我为主，集中精力搞建设，促发展，大力提升综合国力。第二，从战略高度处理好对美关系，努力维护中美战略关系的稳定。第三，策略上，冷静应对，打好“太极组合拳”，软中带硬，以柔克刚。第四，大力推进全方位和平外交，以“一带一路”倡议引领国际合作。第五，占领道德制高点，倡导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高举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旗帜。

自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启动中美缓和进程迄今，中美关系的走向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主导和界定的。随着中国国力日益增强，中美关系的未来应该而且必须由两国共同界定。中美均为核大国、在经济领域相互依赖、人文交流非常频密、对话机制众多、共同利益日益增多，这决定了中美关系必须而且应该走出“旧型”大国关系，避免陷入“修昔底徳陷阱”。谨慎避免冲突，务必防止对抗，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关切，有效管控分歧，这是中美在竞争状态下重构战略稳定关系的必由之路。

中日能否处理好彼此认识和定位的问题，一直构成影响两国关系发展方向的重大要素。当前中日在现实中再度进入相互认识的调整磨合期，面临是敌是友、坚持合作还是实施对抗的战略选择。今后中日关系能否摆脱“恶化-改善-再恶化-再改善”的怪圈，最终走上长期健康发展的轨道，关键要看双方能否增进政治互信，从战略的高度和长远的角度把握两国关系的发展方向，真正视对方发展为机遇，将互不构成威胁的理念转化为具体政策和行动。

目前的半岛局势对中国来说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种挑战。对中国而言，由于朝鲜的反转外交是计划性的，其无核化意志无法得以验证。无核化可能要进入漫长的历史进程。因此，中方一方面应为削减朝鲜外部威胁提供政治支持，另一方面要明确告知朝鲜拥核可能给其带来的巨大成本。与此同时，中国应以中朝俄韩形成合力为基础，加强中美之间的战略沟通，在朝核问题上不应把美国放在自己的对立面。

当前，中非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今天的非洲是“充满魅力、潜和希望的大陆”。非洲在涌动，正处于腾飞的前夜，变革、开放、发展是非洲的必由之路、成功之路。非洲具有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优势，正在崛起。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积累的技术、装备、能力、资金优势，可以助力非洲的自主和持续发展，其发展经验更能支持非洲的快速进步和崛起。

莫迪政府上台以来，采取了一系列的地缘经济行动，防止中国力量渗透到印度东北地区。在多边合作领域，只要是有中国参与的南亚区域多边合作，印度基本上都持消极态度。但是，我认为我们目前不用过于紧张，我们要防止的是印度外交的冒险性和投机性。中国要和其他南亚国家，包括斯里兰卡、孟加拉、尼泊尔等国协调行动，采取相应举措，防止印度的冒险行动。

2017年到2018年初，世界形势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继续加速，国际社会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为突出。然而，世界经济整体上呈现同步增长，各类不同经济体上升势头有望保持。二战后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已进入分化、重组时期，这正释放出巨大外部影响力。新兴市场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继续崛起，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