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国家。尽管中国的政府还面对很多发展和治理的挑战，但国际上的一个流行观点是，世界正在朝着以美国、中国为两极的格局发展。世界上不少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在考虑自己的外交政策时，都会同时考虑中国和美国的因素。可以说，中国的崛起已经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而且这种改变在未来的二三十年中会有更深刻的体现。

中国改变世界格局的增量方式

从中国的角度讲，中国的崛起是受益于二战以后形成的国家政治经济体系的。这也意味着，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需要通过接受现有的国际规则来加入目前的世界体系。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经常将一个崛起的国家称为“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state)，认为这样的国家会积极谋求改变世界秩序。以此相对的是所谓的“现状国家”(status quo power)，指的是现有世界秩序的营造者、得益者、守护者，其国家战略的目标是保存、维持现有的世界体系。

在当今的世界体系中，美国、日本可以称为这一理论中的“现状国家”，因为中国崛起前的世界体系是对他们的非常有利的体系，所以他们必定要尽量维持这一体系，尽量延缓由于中国崛起造成的世界体系变化。类似的，不少人因此也认为中国必定是个修正主义国家，因为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必定要谋求世界体系的变化，以适应中国增长中的经济、军事、政治力量。

很明显，这种二分法的视角是非常有局限的。如果中国的崛起是因为从现有世界体系得益的话，中国应该有巨大的利益力求现有体系能够维持下去。这也就是中国积极支持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自由贸易等体制、观念的原因。

因为中国是这个体系的得益者，所以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所寻求的是要融入当今世界体系，而不是要扰乱或颠覆(upset)这一体系。世界一些国家的所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带来新殖民地主义”等论调，完全是对中国崛起、和平发展的理念和实践的误解。当然，中国在参与世界各项事务和世界各国国家发展经贸等各种关系的过程中，尤其是在非洲、拉美、东南亚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贸易时，也存在国际、跨文化沟通能力不足，对当地复杂的社会、政治情况了解不足的情况，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各种各样的误解。

无论如何，中国在未来的一二十年的继续发展中，不会主动地挑战世界秩序，或试图取代美国去当世界霸主。中国深入融入世界、影响世界的格局和发展的方式，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已有的国际组织、国际合作框架中，中国所负的责任、所实施的影响力，将会有较大的提高。这些国际机构和框架，例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贸易组织等，多数是二战以后在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主导下形成的，是二战后国际体系赖以存在的骨架。中国不挑战世界秩序的重要表现，就是中国自1980年代以来，日益深入地接受、融入这些组织和平台。而中国在现有国际体系中影响力、参与程度的增加，则表现在中国正在这一类的组织和平台中正在更深入地介入、承担更多的责任、发挥更多的影响。

例如，近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部分投票权就从美国和欧洲国家转移到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同时，世界银行也出现了由中国专家担任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的情况。就在最近，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当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一届大会主席，任期两年。而在G-20(二十国集团)，APEC这样的组织中，中国的影响也在增加。

稠密化的次区域机制

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介入程度、影响力增加的另一方面，是在遵循已有的各种多边国际体系的同时，中国更加积极主动地构建一些新的国际合作体系。这包括一些双边的体系，比如，在WTO的框架下，中国先后同秘鲁、智利、巴基斯坦、新西兰、冰岛、瑞士等国家建立了自由贸区，并积极推动和其他很多国家如澳大利亚、墨西哥、加拿大、挪威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如果中国和加拿大或墨西哥、巴西这些国家形成了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那和中国具有自由贸易关系的国家也就覆盖了美国主导的所谓“跨太平洋合作伙伴”的成员了。

同时，中国正在积极推动一些国际多边合作体系的。1990年代中国首次倡导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后来，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倡导成立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主动倡导这一类的多边合作的行动，在近年来变得十分醒目。就在最近，中国先后独立或与多方共同提议创建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2013年3月27日，于南非德班提出)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013年10月2日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提出)。

而与此同时，中国正在积极推动的东亚自由贸易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上海合作组织能源俱乐部、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丝绸之路经济走廊、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合作带等多边组织等等众多的多边合作机制。

这些措施在不抵制、不挑战国际上现存的多边机构的前提下，培养、创造新的国际合作的空间和平台，是中国特有的改变世界体系中的权力结构的“增量方式”。这些双边、多边的合作平台和框架，有别于联合国、世界银行等覆盖全球的的机制，可以称为“次区域”的合作机制。这些数目众多、样式繁多的合作机制，互相重叠、交叉，形成了以中国为一个重要节点的稠密的网状结构，为跨国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作者为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文章转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