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对经济增长、能源需求、海上权益、海外利益等的追求和维护，使得谋求和平发展所需要的地缘空间日益成为中国战略日程中的首要课题。与此同时，中国GDP总量在2010年超过日本，正在以较高的速度追赶世界第一大国美国。迅速崛起的震荡效应，也正在国际社会演化成一种群体性焦虑，“中国人来了”（TheChineseAreComing）迅速发酵成为一种神经质般的恐华情绪。中国威胁论、中国傲慢论、中国过于自信论成为国际社会的时髦舆论。2010年美国亚洲战略调整的一系列动作预示着美国正在寻求对付中国崛起的有效办法，大国崛起必然引发外部制衡的传统大国政治规律似乎正在中国身上应验。尤其是在中国周边地区，朝鲜半岛问题、中日东海和钓鱼岛困局问题、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南海问题、中国与印度的龃龉以及中亚国家的动荡不定，似乎都在预示着中国发展的空间正在受到挤压。部分学者热议的“C型包围论”、“O型包围论”伴随着“中国不高兴”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也正从内部挤压着中国外交战略可能的选择空间。

面对此等内外交织的战略棋局，如何通过战略规划实施外交突围，为维护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开辟空间，日益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紧迫任务。在战略突围中，亚太地区已经构成地缘战略棋局，呼吁中国外交开辟新思维，制定周边地缘战略依托。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观大势、谋大事，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思想，明确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与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总体对外战略。在2013年10月24日至25日专门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确定了今后5年至10年周边外交工作的战略目标、基本方针、总体布局，明确解决周边外交面临重大问题的工作思路和实施方案，会上习近平强调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需要，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使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这次会议李克强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出席。如此高规格的会议，在新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充分表明周边外交已经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重心，打造周边战略隆起带，夯实中国影响力已经成为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周边之难

《孙子兵法》强调指出，“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这段话强调了在赢得战略主动权的过程中，获取“战地”的重要意义。战地往往是决定全局的关键点，是战略的制高点，抢夺战地可以在全局上赢得主动，并能够集中资源、力量和能力在局部形成优势，为争取全局的最终胜利提供可靠的保障。

一国对外战略的重心，其意义堪比“战地”。一般来说，对外战略重心的确定，主要依据是一国战略面临的主要矛盾和地理空间的关键特征。在确定对外战略重心时，既要善于从该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出发，分析并选择决定主要矛盾得以解决的“战略要地”，又要善于分析一国主要矛盾展开的地理空间特征，选择其战略能力所及的最佳影响力空间作为战略要地。

作为亚太地区天然的地缘政治大国，自古代开始，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将战略经营的重心放在北方，强调逐鹿中原，对南方的外交联合一直都没有占据主要位置。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着眼于维护新生共和国政权的主权、安全，确定了“一边倒”的战略方针和“安定四邻”的周边方针，将“加入东方”作为中国对外战略。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继承“三个世界”理论为指导，在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同时战略上积极“融入西方”，积极开展对外开放和参与全球化进程，坚持韬光养晦的策略方针，实行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和平外交政策，为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战略全局中的地位得以突出。回首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中国外交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周边地区在中国外交战略全局中的地位也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从次要到首要的转变历程，中国外交逐步确立起以周边为基点的全方位外交格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适应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保持外交大政方针延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积极运筹外交全局，进一步突出周边在我国发展大局和外交全局中的战略地位，周边地区成为中国外交的对外战略重心。习近平指出，“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对于中国来说，经略周边面临着三重战略难题：

一是经略周边无法回避海陆战略博弈的基本格局。从地理方位来看，周边地区是欧亚大陆和太平洋交错的缓冲地带，事关海陆力量博弈态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中国处于海权和路权的结合部，生存在海权和路权的夹缝地带，受到海陆权力结构的决定性影响。一方面，漫长的陆地疆界和海岸线为中国对外交往提供了进可攻、退可守的广阔空间；另一方面，来自东南和西北两面的威胁一直是中国国家安全的巨大隐患，陆防和海防的争论成为困扰中国历史的核心问题。中国周边地区事关全球战略平衡，无论是海权力量还是陆权力量，哪一方在中国周边地区赢得主动权，都可能会在全球战略博弈中赢得优势。对中国而言，只有冲出亚洲，才能走向世界，而要冲出亚洲，就不得不面临来自全球陆海战略博弈的主战场，这就是中国经略周边的艰难所在。

二是经略周边无法回避来自大国博弈的地缘战略。从公元6、7世纪以后延续一千多年，以中国为中心确立了朝贡秩序。此种朝贡体系构成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地缘政治形态，在历史上持续了将近两千年。近代以来，中国衰落，周边成为列强角逐的战场，西方各大国竞相争夺势力范围，一直持续到冷战期间，几乎所有周边地区国家都无法避免来自大国博弈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终结和全球化的发展，制约中国周边地区的两极格局和意识形态对峙高压解体，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形势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发生了结构性破坏，周边地区地缘政治结构重塑，整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实行亚洲战略调整，一时间掀起了滔滔巨浪，任何一国都难以置身事外，这使得中国经略周边无法不顾及大国关系的地缘格局。

三是经略周边也事关中国长远发展与内部稳定。从相互关系来看，周边地区是中国与世界关系互动的桥梁纽带。中国有14个陆地邻国，8个海上邻国，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均要路经周边地区，对中国而言，只有盘活周边，才能顺利走向世界。一旦周边地区发生风吹草动，立即就会转化为中国国内重大政治论争，一旦操作不当，后果不堪设想。

重在立威增信

经过长期发展，周边地区形势和中国周边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我国同周边国家的经贸联系更加紧密、互动空前密切。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的周边外交战略和工作必须与时俱进、更加主动。尽管以往的中国周边外交开展了大量工作，但周边外交思维过多走上层路线，过于偏重建立政府主导的多边制度外交。不仅中国如此，中国周边国家包括域外大国也把注意力集中于政府性制度网络的纵横捭阖，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区域主义和制度化方案。结果，所有这些制度由于缺乏社会认同基础，过多受制于各国利害关系的算计，往往难以巩固，容易触及“天花板”而止步不前。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峰会、朝核对谈等都经过了这一历程。

因此，在新时期，“思考周边问题、开展周边外交要有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受制于中国周边地区地缘权力结构和网络结构的双重制约，今后中国周边外交应该同时尊重传统地缘力量和新地缘力量之间的平衡，“要谋大势、讲战略、重运筹，把周边外交工作做得更好。”在战略目标上，服从和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维护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努力使周边国家同我国政治关系更加友好、经济纽带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联系更加紧密。“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

在这一理念指导下，中国周边战略将发生深刻调整，从片面强调外交服务发展向服务发展和依靠发展并重，在强调中国与周边国家利益共同点和交汇点的同时，更强调讲原则，讲情谊，讲道义，以赢得更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在具体外交措施上，突出推动建设互联互通基础上的高质量自由贸易区，发展形式多样的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夯实周边战略基础。

作为一个天然的地缘政治经济大国，在中国周边战略的所有规划设计中，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最关键的还是能否确立中国在亚洲地区秩序中的威信。具体来说，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在处理中国与其他中小国家的政府间外交关系方面，中国周边战略必须体现出高度的战略信誉。中国是一个天然的地区大国，是亚太地缘战略的中心。在历史上，凡是中国强大且奉行具有高度信誉的战略时，亚太地区就稳定；凡是中原王朝疲弱不堪的时候，周边国家就变乱不已。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凭借坚船利炮鱼贯而入，首先遭殃的是周边邻国，因为作为亚太地缘战略中心的中国无法为周边国家提供具有战略信誉的安全保障。新中国成立后，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坚定支持柬埔寨等一系列外交政策的实施，使得中国在周边国家眼里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战略信誉的国家，周边地区就十分安定。因此，面对当前来自域外大国的干扰和某些域内国家的鼓噪，中国退无可退，只有勇敢面对，在外交战略上保持言行一致的战略信誉，甚至敢于坚持原则，维护原则，同一切挑战原则性问题的行为作坚决斗争，才能不仅使中国周边战略棋局得以稳定，就连整个亚太地区也会逐渐平静下来。

二是中国在取信于周边国家政府的同时，还有积累在周边社会和民众中的高度权威。在周边国家民众看来，中国是一个天然的地区大国，自然就要具有大国的气派，不仅要在国家实力上令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在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意识形态上也应有高度的权威，成为周边国家效仿的榜样。因此，中国周边战略规划不能忽视大国权威的积累，要通过自身建设和发展，发挥模范带头和榜样作用，赢得周边社会民众的尊敬和信赖。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中国应发挥负责任大国角色，主动让利于周边国家，为周边国家提供公共产品，承担主持公道和伸张正义的国际责任。当然，中国的让利并不是单方面的，中国的让利应该与周边国家社会和民众的权威认同是相匹配的，只有两者结合起来，才能确立起周边秩序的良性循环。

打造周边外交新高地

新时期，在亲、诚、惠、容的新外交理念指导下，中国要把经略周边放到提升中国战略信誉和权威认同上，放到构建地缘网络上，在牢牢把握地区共同利益基础上，促进我国与其他国家基础设施的联通和发展规划的对接，把重心放在经营功能网络、经济网络、社会网络和制度网络上，运用国际法和国际制度资源，构建中国周边外交新高地。

一是推动周边互联互通。在中国周边地区最具有政策免疫力的网络是各种功能性网络。此种功能性网络要么是技术发展的需要，要么是经济和社会交往扩大的结果。比如随着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地区国家要想不被孤立于地区之外，就要顺应技术的发展迅速入网，搭建一个网络化的技术公共平台。电话接入网络、移动信号网络、电视信号落地网络以及互联网络的发展，都是技术进步带来网络化革新的重要标志。

还有些网络是源于经济和社会交往扩大的必然结果，诸如金马泰跨国旅游的发展，就必然要求在旅游服务、酒店、通讯、货币兑换、警务管理、航空控制等、海关等领域迅速商谈网络和据点建设的细节，保持经济和社会交往的顺利进行。近年来，中国同亚洲国家人员往来人数屡创新高。在中国内地公民出境十大目的地中，亚洲国家成为除港澳地区外的首选。我国成为越南、蒙古国等国最大游客来源国。来华参观上海世博会的外国游客中，韩国和日本人数位居前两名。如此庞大规模的社会往来规模，没有强有力的功能性网路支持是不可能的。面对此种密集的功能性网络，所谓的军事同盟、地区安全框架、军事演习的效力是十分有限的，因此，推动中国与周边互联互通是经略周边的物质基础，也是中国为周边国家提供的最大公共产品。

二是推动周边经济整合。与日益过剩的功能性网络相比，中国和周边地区的经济网络可谓潜力无穷。据中方统计，中国已成为朝鲜、蒙古国、日本、韩国、越南、印尼、印度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对亚洲国家投资持续增长，中国已成为朝鲜、蒙古国、缅甸、柬埔寨等国第一大外资来源地。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额占到中国外贸总额的60％以上，多年来从周边国家和地区获得的投资占吸引外资总额的70％以上。如此规模庞大的经济流量，不知维系着多少企业合作网络。所有的经济网络都以互利双赢的逻辑每时每刻被编织进全球化经济网络中。不管国家存在多少纠纷，财经、商贸、投资和金融的相互依赖程度却每时每刻都在创造着繁荣，产出惠及数十亿民众的生活幸福。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中国和周边地区有没有矛盾，更重要的是有没有利益，两相比较，谁更重要，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因此，中国要以自贸区建设和“一路一带”建设为抓手，切实推动双边自贸区和亚太自贸区，将亚洲经济整合这篇大文章做好，周边地区的未来就一定是光明的。

三是构建命运共同体。有经贸往来就必然伴随社会交流，有社会交流便必然会产生跨国社会网络。在中国周边国家，上千万华侨侨居他国，有的还建成了在当地富有影响的华人社群。近年来，中国与亚洲国家人文交流活跃，规模不断扩大，领域不断拓宽，内容更加丰富。各种“国家友好年”、互办“中国节”和“印度节”、中国绘画展、伊斯兰文化展演等络绎不绝，在当地引发一股“中国文化热”。此外，孔子学院、中国文化中心、派遣留学生数量以及其他文化交流活动和频繁的智库二轨外交，都成为中国和周边国家交流的重要载体。比如东盟各国思想库联合组建的的东盟战略与国际研究所（ASEAN-ISIS），亚太20个国家联合组建的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由东盟10国和中日韩3国民间思想库联合成立的东亚思想库网络等举办的政策论坛活动，就非常有影响。

除了积极的社会网络之外，恐怖分子、贩卖武器者、洗钱分子、贩毒分子、拐卖儿童这和知识产权的现代抢夺者都是通过社会网络运作的。在金三角地带活跃的贩毒网络，在中亚地区盘踞的恐怖主义网络，在东南沿海肆虐的走私网络以及海盗网络等，都在以网络社会的方式运行着。这些社会网络成为地区各国共同的挑战，迫使政府治理部门也必须采取网络化的应对方式，不仅外交和行政部门如此，立法和司法部门亦是如此。要推动多渠道的交流和沟通，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开辟中国周边外交的美好未来，使中国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

四是构建亚洲地区秩序。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周边地区的制度网络环环相扣，除了叠加数不胜数的双边制度网络外，还逐渐构建起了一个区域多边制度网络。这个多边合作圈起自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同倡导建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向下延伸，则是正在磋商与推动中的“中、印、俄三边战略伙伴关系”；再往东，在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l+10”和“10+3”机制；再往北是关于朝鲜问题的六方会谈、中日韩首脑峰会，还有东亚峰会、亚太经合组织、博鳌亚洲论坛、清迈倡议、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东盟地区论坛。除此之外，不少国家还在不停地出台着各种各样的地区合作构想，比如日本的东亚共同体、澳大利亚的亚太共同体、美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等。可见，中国周边地区不是没有制度，而是制度太多已呈现过剩态势，很多制度大多是“小问题不愿解决、大问题无力解决、新问题无人解决”。如此高不成低不就的多边制度网络已经难以称得上是“有效的多边主义”。提高多边制度的有效性，使之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有效舞台，将是今后周边战略的一个支柱。

可见，中国周边地区网络化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传统意义上的地缘权力结构压力，使得该地区除了传统的国家地缘政治之外，还产生了地缘经济、地缘文明、能源的地缘政治、大众传媒的地缘政治、企业的地缘政治等众多网络化地缘结构。尽管这一结构目前还不能说完全取代或抵抗传统的地缘结构，但无疑这些网络结构的出现为传统地缘战略注入了新的因素，使得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战略都不得不重视这一空间及其战略后果。基于这一地缘战略新视角，亚太地区在中国战略日程中的战略价值急剧上升，中国如何通过外交规划实施地缘战略突围，将是今后较长时期内中国的战略任务。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文章转自人民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