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非会议60周年之际，中国在新万隆会议应有三点新意：变通发展，兼顾矛盾，以及突破困境。具体而言，中国可以强调亚非应在追求和平目标的基础上，追求共同发展。在大力推进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同时，兼顾新时代的各种矛盾，突破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亚非国家普遍面临的安全困境、发展瓶颈和治理难题。中国在新时期推进亚非国家的发展和新型战略伙伴关系，还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不断提升发展目标，大家一起进入共建命运共同体的时代。第二，不断优化发展道路。第三，不断培养发展人才。第四，不断改善发展环境。

鉴于全球局势及泛亚区域历史和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建设共同体和推进一带一路肯定会经历多种多样的困难。然而，这一宏大而深远的构想，对于中国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对泛亚区域国家的共同发展和共同安全，对未来世界的多样化前景，都具有重大意义。值得中国和区域国家一道努力，去实现这一战略目标。

十八大以来的中国新的领导集体，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既有继承，又有重大发展。中国从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大局出发，提出并落实各种维护中国周边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安全措施，将有力维护中国周边总体和平和世界的稳定。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合作共赢更是大势所趋，推进国际法治是人心所向。但也要看到，世界并不安宁，亚洲和非洲的经济建设还面临着不少挑战，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仍未得到充分保障。世界要和平，亚非要进步，各国要发展，都离不开法治和秩序。新形势下，亚非各国应继续发扬万隆精神，共同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与公平正义。这里，我提出几点主张：第一，推动国际政治秩序更加公正合理。第二，促进世界经济更加开放有序。第三，努力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第四，携手应对全球非传统安全挑战。第五，积极深化国际法治交流合作。

在当代世界政治的背景下，中国应追求在议程设置、经济监管与全球治理赞助这三个国际影响力的核心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中国来说，加强物质实力并不难，提高国际影响力则尚需努力。如果中国的目标是以议程设置、经济监管与全球治理赞助为核心的国际影响力，而美国对这些国际责任并不热心，反而痴迷于维护既有的以美国冷战初期霸权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那么中美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结构性冲突”。国家之间的影响力消长并不是零和关系。恰恰相反，他们都需要国家间的合作。以国际影响力而不是传统的支配式霸权为目标，中国就能走出一条大国崛起的新路。这不仅为避免中美冲突提供了一个可以操作的途径，也为未来国际关系中的大国互动提供了一个新的模式和发展方向。

尽管亚投行的开放和包容非常重要，但过多域外大国的加入可能带来一系列问题。首先，域外大国的增加会导致不确定性增加。其次，域外国家过多将导致规则制定权之争加剧。一旦未来美国加入，鉴于美国及其盟友的影响力不可小觑，对规则制定权的争夺必将更加激烈。再次，域外国家增加会导致亚投行繁琐而低效。如何避免上述政治风险，归根结底是一个如何处理与域外大国关系的问题。为此中国需坚守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坚持以我为主。此外，中国还要保持警惕，以免美国及其盟友以高标准和透明度为借口对亚投行“掺沙子”。为避免这一风险，在亚投行的制度建设过程中，不宜过分求大、求广，不宜刻意迎合某些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