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的外部主权环境更为复杂，国际压力前所未有，如何建立起一种动态均衡，决策层应有创新的勇气，有独辟蹊径的智慧。实际上，如果能够平心静气，通过斡旋、妥协、搁置、国际法、多边场合，才是更高明的策略设计。单纯靠实力说话，不能解决深层次问题。现在中国外交自身应反思：实施“创造性介入”，打造外部全新态势，要求国内发生什么样的转型。比如提供更多优质的公共产品，国家继续发力同时让整个社会活跃起来，调动包括地方政府、企业等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其次，外交须获国内公众理解和社会支持。中国崛起目前面临双重矛盾：国际担忧和国内转型。这两者之间形成复杂的内政外交对峙，一方面，需要考虑自身的需求，即中国处在战略机遇期，并在不断发展壮大；另一方面，中国越来越成为全球性国家，需要考虑外部的责任。我们要客观考虑外部对中国的接受程度，同时也包括中国能否真正改变对外部世界的固有判断。

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正在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其间，中国应该如何增强软实力？如何打造自身的国际形象？如何在国际上发挥中国作用？如何让国际社会适应中国的崛起？这些都涉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塑造问题。

“外交不是一个‘世外桃源’，而是中国整体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内政的某种‘延续’。”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教授，在接受《南风窗》专访时这样评价中国外交转型与国内转型之间的联动关系。他认为，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正在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在这个史无前例的转型过程中，中国应该如何增强软实力？如何打造自身的国际形象？如何在国际上发挥中国作用？如何让国际社会适应中国的崛起？这些都涉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塑造问题。对这些问题，王逸舟教授一一剖白。

软实力构建应转变思路

《南风窗》：前不久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宣布将关闭孔子学院，这被认为是中国在国际上推广软实力遭遇的挫折。中国在软实力的构建和推广方面存在哪些短板？有哪些可以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王逸舟：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有一个大规模“走出去”的长远战略：首先是中国经济走出去，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人走出去。随着这波洪流向全球铺展，中国的文化与思想，包括中国领导人的发声，也越来越多地在世界各地传播开来。

如果单从孔子学院的总量来看，中国已同上百个国家签署协议建立孔子学院，失败案例还是少数，不能“因噎废食”。未来中国“走出去”，不能只是器物层面，比如建筑队、能源产品等，一定要有思想层面，包括人文交流和文化传播。

同时也要承认，外界对孔子学院产生非议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孔子学院事实上由政府来主导。国家和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太过明显，并不符合世界多数国家的一般做法。

现在往往是我们太“自我想象”，很多事情按照单边手法对外输出，显得较为生硬。这也暴露出体制性问题：要政府统一，要给口径，这束缚了学者与媒体的自主性、想象力和创新意识。而文化又是独立的、创新的，需要讲不同的故事，现在却变成了单一的外宣或政治口径，自然会引起反弹。因此，中国的机制、体制需要进行改革，让国家变小一些，让社会变大一些。

《南风窗》：去年底，日本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30个国家所做的民调中，习近平在10位国家领导人中是最受欢迎的。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国家领导人的国际形象，是否也属于国家软实力的范畴？

王逸舟：每年年底或年初，一些国际媒体或研究机构都会列出类似参照，有值得讨论的地方。毫无疑问，习近平主席在大国领袖、大国面孔中备受瞩目。当然，习近平获得广泛好评，与中国崛起不无关系。

国家体量、发展速度和历史文化等作为即时背景来烘托的话，再加上他个人在领导力上积极进取的态势，对贪污腐败、社会不公采取了更不容忍的态度，因此在国内获得高支持率，进而在国际上赢得尊重。

需要强调的是，国家领导人的作为和国际形象，既是硬实力，又是软实力，其中包含很复杂的算法。首先，中国领导人在国际上赢得高分，既代表了中国的新形象与软实力，反过来也有助国家硬实力的增强；其次，领导人强势的风格、积极进取的外交并非“有得无失”、不存在任何风险，需要置于一定的背景和环境条件下来综合考量。

国际介入慎用硬实力

《南风窗》：主权纠纷是中国外交面临的一个挑战，对中国国际形象塑造也构成了一定的掣肘。你如何看待近两年来主权纠纷对中国国际形象的挑战？

王逸舟：中国目前是全世界海洋纠纷数量最多的国家。对于新一代领导人而言，如何能使中国面临的极其复杂的主权纠纷，尤其是海洋争端等诸多难题，得到较好的安置与缓解，是一个重要试金石，也是未来历史评价本届领导层执政成败的重要指标。不可否认，这是一个特别高难度的公关方向。

在外交领域，头号难题便是主权问题，因为它极其敏感，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以及国外疑惑与反弹，触发周边地区紧张，甚至导致中美关系变局。即便我方布局周全，但由于海洋争端涉及多方，起码是双方，因此短时间内无法判别进退成败。从中长期来看，我更倾向于把它看成是新一代领导人的外交试金石之一。

《南风窗》：中国有无可能在处理主权纠纷上，做到微妙平衡甚至良性互动？

王逸舟：周边本是中国改革开放良好的外部环境，是过去30年间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源泉。因此，掌握好“维权”与“维稳”之间的平衡，确实不容易。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曾指出，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在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面对极端艰难的环境，几乎所有国家都将中国视为敌人，邓小平提出了“猫论”，以高瞻远瞩、充满智慧的方式，让中国经济迅速恢复，在国际上赢得全面好感。他强调不树敌，不再强调意识形态，这在毛泽东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各国纷纷与华建交、合作，甚至妥协，代之以全新的世界形象，换来了中国后来几十年的经济发展。

这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在解决争端时，特别需要学习的“大智慧”。今天中国的外部主权环境更为复杂，国际压力前所未有，如何建立起一种动态均衡，决策层应有创新的勇气，有独辟蹊径的智慧。实际上，如果能够平心静气，通过斡旋、妥协、搁置、国际法、多边场合，才是更高明的策略设计。单纯靠实力说话，不能解决深层次问题，而且浅表问题也是顾此失彼。

《南风窗》：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离不开对全球事务的介入。你提出了“创造性介入”的概念。你如何看待中国在应对乌克兰危机、埃博拉病毒全球蔓延、“伊斯兰国”崛起这些危机中的表现？

王逸舟：在过去一年中，面对全球性的事态和危机，中国外交的应对“可圈可点”。

埃博拉病毒在西非国家肆虐，中国援助在世界大国中表现最为突出。中国这次援非投入的反应非常快，给予的援助对当地相当实用。这彰显出中国是真正把非洲“当兄弟”，此举赢得了世界卫生组织和有关国家的赞誉。

谈到乌克兰危机，中国政府的立场比较恰当。中方没有公开承认“克里米亚入俄公投”的合法性，因为依照国际法确有模糊不当之处，且对中国自身无好处。对于西方对俄采取的“咄咄逼人”做法，中方在国际上也提出了质疑。

“伊斯兰国”问题比较复杂，它产生了新的全球性危机，几乎所有主权国家都有担忧，包括美国、伊朗这些敌对国家，也不得不联手对付。面对错综复杂的宗教、民族纠纷，中方的表态则更为谨慎。

总体来说，中国外交对全球事务的介入，未来可以打出更多的“组合拳”，即每一次的介入不都是军事发力，亦或是大规模的表态，而是更多细致、幕后的工作。

外交进取离不开国内转型

《南风窗》：中国应该如何用“创造性介入”来提升国际影响力？

王逸舟：新年伊始，王毅外长访问非洲五国，在调停南苏丹冲突、撒哈拉以南地区矛盾中发挥作用，堪称“创造性介入”的典型。中国的外交动作颇具建设性，既非充当“和事佬”也非“置之不顾”，而是充分尊重当事各方的权利和立场，力争最大公约数的对话方案，同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创造性介入”一方面强调外交行为更具智慧，避免使用蛮力或“不作为”。另一方面也和实施主体有关，与中国外交的体制机制、政治决策、高层智慧密不可分，也就是“打铁还需自身硬”。“创造性介入”不只是外交人士在现场的布局或斡旋，更是新世纪中国外交的转型，涉及中国外交的国内基础。

现在中国外交自身应反思：实施“创造性介入”，打造外部全新态势，要求国内发生什么样的转型。比如提供更多优质的公共产品，国家继续发力同时让整个社会活跃起来，调动包括地方政府、企业等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其次，外交须获国内公众理解和社会支持。

《南风窗》：习近平在去年11月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的讲话中，明确表示“中国有能力、有意愿向亚太和全球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你如何看待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对塑造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意义？

王逸舟：从范围上看，公共产品可以区分全球性与区域性。中国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援建了非洲大陆最宏伟的非盟总部大厦，可以说是典型的区域性公共物品，它在经济上的效果并不明显，但是带动了习主席所说的中国与非洲“命运共同体”意识，推动了其他领域和各个层面的合作，对中非关系成长意义重大。

未来，中国应大力提高公共产品的份额和数量。公共产品的大小，实际上是一国在世界层面发挥大国风范作用的标识。中国现在有着巨大数目的外汇储备和GDP，这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中国应该考虑向全世界派出更多农业专家、商业顾问、青年志愿者、医疗队员、教师、教授等，在这方面拿出更细致的安排与设计。

《南风窗》：你以前还提到一个问题，世界是否接受中国“和平崛起”的承诺，还存在不确定性。你认为应该如何破解这一难题？

王逸舟：中国崛起本身导致全球地缘政治经济与外交板块发生剧烈变动，中国是否被世界理解和接纳，其间的磨合度、和谐度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中外关系问题。

中国崛起目前面临双重矛盾：国际担忧和国内转型。一方面，与西方主导的既有国际体系之间存在某种紧张，一个逐渐强大却不同于西方意识形态的新兴国家能否顺利融入世界秩序，有待观察；另一方面，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矛盾多发的历史时期，历史遗产与快速成长的社会力量之间，存在各种冲突与不适应。

因此，这两者之间形成复杂的内政外交对峙，成为领导层面临的最大难题。一方面，需要考虑自身的需求，即中国处在战略机遇期，并在不断发展壮大；另一方面，中国越来越成为全球性国家，需要考虑外部的责任。我们要客观考虑外部对中国的接受程度，同时也包括中国能否真正改变对外部世界的固有判断，世界能否实现和而不同、多元一体、合作对话。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文章转自《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