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前认知层面看，共建“新丝路”与南中国海问题属于“被动偶联关系”。然而，从事实层面上而言，南中国海问题与共建“新丝路”并无本质上的“直线性”关联。共建“新丝路”是需要几代人共同努力奋斗的系统性宏大工程，因此就未来实践层面讲，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可以在共建“新丝路”与南中国海问题的大框架下寻找有价值的契合点，建立二者连汇点。其一，南中国海问题框架下的南中国海海上合作倡议，特别是南沙争议海域油气资源共同开发、海上联合搜救、渔业资源养护等领域合作。其二，通过实施共建“新丝路”倡议，在提升中国与东盟国家间互信基础的同时，增加相互利益联结，并与南中国海争议形成良性互动，为维护南中国海地区和平稳定创造良好地区环境和驱动力。

未来中国综合国力可以超过美国，但对全球的影响力难以取代美国。对世界的领导或者统治归根到底是文化的领导与统治，而中国文化是一种区域文明。唯有基督教文明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方面有主导世界的能力。中国崛起的标志是综合国力超过美国而非全球影响力超过美国。如果中国追逐后一目标，将是中国衰败的开始。此外中国比较优势在第二产业产能、基础设施建设经验、资金、国家动员能力等方面，中国把欧亚大陆尤其是大周边国家列为一带一路的重点实施区域，这是明智的。总体上，参与国际政治秩序、安全秩序、文化秩序等构建，中国现在还没有能力置喙。“着眼周边地区、侧重功能领域（经济为主）、保持适度开放”应该是指导思想。亚投行为此开了一个好头，亚信应该跟进，亚洲文明对话应该是下一个发力点。

大国成长必然要经受“风口浪尖”的洗礼，承受“高处不胜寒”的考验。大国成长也必然存在各种问题，需要坦诚面对，以建设性姿态加以改进，把来自守成国心理反弹带来的舆论压力转化为成长的动力。老子云：“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充满了事物相克相生、矛盾转化的辩证思想，这对于探讨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战略是一项理性的事业，激情与误判都会导致失败甚至败亡。在中国昂首走向崛起，但内部仍然十分脆弱之际，外交上的审慎谋划仍然是中国的根本要务。确保中国长期的安全、和平与崛起，而不是一时的利益得失，这才是最大的战略。在冷战结束后的二十多年中，中国外交根本的战略方向是对的，即保持了一条低调、和平的和平崛起路线，这也是当前中国能够在冷战后复杂后的国际战略环境求得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原因。在当前，对于战术上的失误我们需要纠正，但对于战略上的正确导向仍然需要坚持。中国仍然需要清醒的战略认识与强大的战略定力，充分把各种智慧与资源用到如何谋划和平崛起上面来，避免走上一条错误的战略道路。

亚投行的投资重点是亚欧大陆的中东部，其成立与运营，仅是中国重构地区经济制度的一个尝试。其次，亚投行涉及的是经济领域事务，而没有涉及安全与军事领域。再次，亚投行是一个开放性的组织，不排斥美国的加入。而美国对于经济领域国际组织的涉入也持选择性态度。也就是说，在亚投行问题上，各方都体现了某种自我约束。最后，中华文明有普世性的一面，但整体上是一种区域文明。在经济实力走向世界第一的过程中，如何以自身文明为基础，结合其他文明的长处，提炼出一种具有全球吸引力的核心价值观，事关中国梦的实现与可持续，这也是未来亚投行建设需深思的问题。亚投行的建立是中国外交的一大胜利，但不是中国“另起炉灶”寻找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