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部近来就南海问题多次表达了中方立场和回应。其实，中国的南海政策在实际较量中占据了相当的主动权。与此相配合，我们的公共外交可以主动出击，以高度自信说明填岛政策，让外界去琢磨，这样就能抓住一部分国际舆论主动权。现在，外界对中国南海政策的关注点将可能从填岛转移到中国对相关岛礁的军事化计划以及是否会设立南海防空识别区的问题。这正是中国公共外交的一个新机会。我们可以考虑发布一个中国南海岛礁政策的白皮书，特别是亮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会被迫设立防空识别区的底线，这也是对美国军事介入南海的一种威慑。

摆脱“肯尼迪陷阱”，避免出现重大战略性失误，首先，应明确目标，突出重点，有所必为，有所不为，防止脱离自身实际的战线延长和拓展。其次，应保持国家经济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之间的平衡。化解“修昔底德陷阱”，需要中美两国共同努力。一方面，中国要秉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倡导包容性发展。另一方面，西方大国应抛弃二元对立观，改革现有的国际机制，接纳中国和平发展。破除“奥尔森陷阱”，需要建立合理高效的协调制度。只有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中国外交才能打出有力的组合拳，更好地创造和维护国家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由于美国是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深深地卷入到世界各个角落，“一带一路”建设绕不开美国因素。那么，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应该如何妥善处理好中美关系，为“一带一路”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呢？对此，中国领导人提出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希望通过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一带一路”建设保驾护航，核心是为了稳定中美关系，避免中美关系因中国战略重心调整而失控。尽管目前美国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还存在疑虑，在行动上有些犹豫迟缓，但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方向已经确立。当下，中美两国应以新型国际关系为起点，坚持以互利共赢的精神指导中美关系发展，先从中美容易合作的共同利益着手，由易到难，循序渐进，通过实实在在的“早期收获”成果向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未来稳步前进。

从克里访华可以看出，中美关系仍处于风险可控的阶段。这是因为：一、克里访华及中方的会见安排，展现了中美两国高度重视发展双边关系。二、克里访华表明中美高层沟通渠道依然顺畅。三、中美多种军事机制或规则的确立，表明中美两军关系已经进入到机制化、常态化的协商与交流阶段。这对于减少双方擦枪走火的概率极为有利。不过中美关系的发展还需更为精心的谋划与更为细致的风险管理，这需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在保障中美关系大局稳定的前提下，推动两国关系的向前发展。一方面要加强战略沟通与协调，全面、客观、包容地认识对方的战略诉求。另一方面要调整各自心态与行为模式，强化共同利益基础。此外，双方协调与确立合作的优先事项，在具体合作中培育与提升互信。

话语就是权力，西方人抱怨中国外交话语难懂其实是在抱怨国际关系概念、理念或规则的定义权和解释权有向中国转移之势。今后对中国来说，外交话语原则上要以我为主，不必太顾忌对方的理解问题，我们需要明白，外交话语是一种外交信号，其作用不在于说服，而在于表明政策立场并暗示行动原则与方向。因此，外方人士（包括西方和非西方人士）可能更关心的是中国外交是否能做到言行一致，因为行动比话语更重要。

冷战结束后，国际矛盾越来越错综复杂，国家间关系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竞争中合作成为新常态。与竞争中合作相适应，综合国力竞争成为大国间竞争的主要方式，军事竞争退居较次要地位。这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新型国家间关系和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就是既不对抗也不结盟、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奉行真正不结盟的独立自主政策，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世界各国发展伙伴关系，这可算是新型国际关系的萌芽。冷战结束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同别国和平共处、合作共赢。随着中国崛起并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与之一脉相承的新型国际关系，合作共赢理念将得到进一步强化，必将推动国家间关系和国际关系的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