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亚投行的开放和包容非常重要，但过多域外大国的加入可能带来一系列问题。首先，域外大国的增加会导致不确定性增加。其次，域外国家过多将导致规则制定权之争加剧。一旦未来美国加入，鉴于美国及其盟友的影响力不可小觑，对规则制定权的争夺必将更加激烈。再次，域外国家增加会导致亚投行繁琐而低效。如何避免上述政治风险，归根结底是一个如何处理与域外大国关系的问题。为此中国需坚守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坚持以我为主。此外，中国还要保持警惕，以免美国及其盟友以高标准和透明度为借口对亚投行“掺沙子”。为避免这一风险，在亚投行的制度建设过程中，不宜过分求大、求广，不宜刻意迎合某些国家。

目前有46个国家加入亚投行，这是中国外交的一次重大胜利。首先，亚洲多数国家加入，囊括所有亚洲主要经济体，夯实了“亚洲”这个基础。且英、法、德等欧洲大国加入，让亚投行从创始之初就具有国际代表性。原因在于，亚投行并未直接挑战现行的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但又成功地聚集了一批对体系不满的大国。此外，中国用共赢思维，化解了大国政治中的零和困境。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态度较为积极，舆论环境有利于两项倡议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图、政策手段、前景及影响在沿线及域外国家引起热烈讨论，相关舆论既有积极和期待的一面，也有消极和疑虑的一面。国际舆论对“一带一路”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因此，有必要针对相关国家官方、政策研究及学术界、企业界、媒体等主体开展对外传播，对“一带一路”进行更为全面、准确和务实的宣介，及时纠正误解、减少疑虑，创造积极的国际舆论氛围。(一)针对周边及沿线国家：避免将倡议战略化和地缘政治化，强调和平共赢性质。(二)针对域内外大国(美俄印欧等)：强调倡议的合作性和非排他性。(三)针对相关国家及其民众：在具体地区和领域探索和夯实互利平等共赢合作的基础。

习主席博鳌演讲审时度势、从容自信，思想精髓有三。一是系统阐释“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理念，提出构建“共同体大厦”的四大支柱。二是系统宣介中国内外发展新愿景。其一，内外兼修、“内圣外王”。其二，耐心细致解说中国经济“新常态”。即“三个转向”。其三，对外分享中国发展“新红利”。三是积极增信释疑，主动为“一带一路”正名并顺势推广。

首先，我们需要看到，“丝绸之路经济带”更多的不是外向性的地缘政治战略，而是促进中国西部地区发展和扩大向欧亚内陆甚至欧洲地区开放的宏大经济愿景。其次，“丝绸之路经济带”不是类似欧盟和关税同盟那样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或机构，而是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进程进入新阶段之际提出的、加强欧亚大陆区域经济合作的倡议。第三，“丝绸之路经济带”不是人为强行推动的一体化方案，不是计划经济的结果，而是自然形成的进程。第四，“丝绸之路经济带”不是由中国一家主导的地缘经济计划，而是多元、开放的进程，与俄罗斯推动的欧亚一体化进程和美国推行的“新丝绸之路计划”不存在直接的冲突，它需要欧亚大陆国家的共同参与。

确定与建设支点国家是必要的，但中国有必要在塑造支点国家的同时，推行“亚洲五强外交”，使之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一环。中国的周边外交可以按照领域划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等，并可进一步区分为功能领域：农业、交通、人文、教育，还可以进一步细化到某一个议题。由于“四强”在中国周边次区域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国的周边外交应该关注这一环节。一带一路战略的重点在经济方面，尤其是互联互通。为此，中国或许可以倡导召开“亚洲五强经济论坛”，在几个国家间轮流举行，以此强化亚洲几大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济联系。不过，作为一项中长期战略，显然不会仅限于经济。这五个国家代表了亚洲的几大文明，还可以考虑举行“亚洲五强文化论坛”，或者创立“亚洲文明对话”机制。

构建伙伴关系网络是中国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为结交“铁杆朋友”所做的积极努力，是对中国不结盟政策所做的一次重要调整，既坚持了不结盟的原则，又根据形势需要，注重提高伙伴关系的质与量，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政策的新发展，体现了中国外交的与时俱进。但要构建“不是盟友、胜似盟友”的伙伴关系，还有待于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完善。既广交朋友，又精益求精地结交“铁杆朋友”；既兼顾双边关系的发展现实，又系统性地规划伙伴关系建设，恐怕是中国今后构建伙伴关系网络面临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