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作为个体不能说不大方，也不能说没有情商。可在国家利益问题上，中国人的心态普遍比较敏感。近代屈辱的历史经历，让中国很多民众在外交观上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个聪明利己的人不会吃亏，但代价可能是没什么朋友，更当不上领导，不会走上很高的社会地位。中国外交搞了几十年，生意伙伴越来越多，真正的朋友却似乎比较少。因此，今天中国外交要重新思考“义”与“利”的平衡。我们的外交至少可以像人的生活一样，把各种资源投入划出一定比例。一个人要过比较体面的生活，除了花钱吃喝拉撒，也会分出一些时间做公共服务、给慈善机构捐款。怎么做一个国家和怎么做一个人，其实没有本质区别。国际局势风云变换，但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的国际竞争，除了拼实力，还要拼“人品”、拼人气、拼人心。

中美却正逐渐进入有史以来第一次全球范围、立体化的大国博弈中。虽然中美关系陷入1947年美苏冷战的可能性很小，但外交界、智库界及精英层带领两国走出历史旧逻辑的任务却很重。尽管经济相互信赖、人员往来频繁是大国合作的基础，但真正防止大国关系下滑的关键，在于具体事件的分歧管控和危机应对。在一些具体事项上，中美互动不应是水火不容，中美良性竞争应是淡水与咸水的交融、篝火与炉火相衬。中国外交正在进入“奋发有为”的新常态，但这并是排他性的战略侵蚀。在具体项目上，包括敏感区域、力量交集领域，中国应继续保持韬光养晦，这是实现“奋发有为”的必要手段。回顾美国崛起，前后持续将近两百年。中国不会重走美国的霸权之路，但美国崛起的战略耐心与持续不断的战略毅力，却值得中国人借鉴。

中国的“不”外交，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到现在也并没有过时，它不是“无”外交，而是谨慎外交、务实外交、低调外交，但这样的外交是不完全外交。而“有”外交是与中国的巨变和世界的巨变相适应的外交，是对过去“不”外交的改变和革新，是全面外交，是中国外交的下一个历史阶段。“有”外交是“大国外交”，大国外交的中心是大国的国际领导作用。这意味着，今后中国会在许多全球和地区事务上发挥领导作用。中国目前的“不”外交几乎都不适应形势的要求。中国需要设计“有”外交的近期、中期和长期的战略。第一，未来中国外交转型的首要任务是解决自身的外交政策原则的内在冲突。第二，要塑造新型的、长期的世界和平与世界秩序，长期和平的世界秩序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和价值。

新国安法“开门立法”、集思广益、兼具时代性与民族性，主要“看点”有六：一是开宗明义，首次界定了国家安全的含义。二是理念先进、特色鲜明、逻辑缜密。三是在方法上强调统筹兼顾，包括五个统筹协调，避免了片面性。四是覆盖面很广，体现了中国国家安全工作的与时俱进、开拓进取。五是展现中国的大国担当。六是注重科学决策，即国家建立国家安全决策咨询机制，组织专家和有关方面开展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分析研判，推进国安法安全的科学决策。

人类正在走向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两条现实路径：一是推进区域发展一体化。二是构建解决人类最关注问题的共同体机制。中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推动者、维护者。和平安全是人类共同发展的前提。我们应发扬理解、协商、互助的精神，携手构建人类和平安全命运共同体。

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处理中美关系必须严格遵循的最根本原则。中美建交以来，为了中美关系大局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从未侵犯美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美国却在南海、涉台和钓鱼岛等问题上一再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将不得不自食苦果。美国只有以中美关系大局为重，摒弃强权政治理念，完全停止一切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言行，以实际行动为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增加正能量，真正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把中国视为谋求合作共赢的平等伙伴，才能为两国扩大合作、管控分歧、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作出应有的贡献。

“伊斯兰国”崛起激化西方与极端伊斯兰矛盾，彼此缠斗未有穷期，中东与西方恐情再度绷紧对中国缓解周边地缘压力、维护延长“战略机遇期”利大于弊，我国宜内外统筹，妥善周旋，捕捉战机，“稳中求进”。一是借势推进、引领大国合作。二是地缘拓展重视反恐“因子”。三是趁势加大反恐防恐力度。四是全面排查弥补社会治理漏洞。

中国有句古话，唯以心相交，方能成其久远。中美两国虽然文化不同，制度各异，但只要彼此敞开心扉，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就可以跨越任何鸿沟，让两国关系的道路越走越宽。我们期待与美方一起，推动人文交流与政治互信和经贸合作相互交织、相互促进，成为促进人民相知相识的“探路者”、深化两国各领域合作的“铺路者”、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护路者”，为两国人民的美好生活与世界和平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