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确实也有很多风险和困难。首先就是处理大国关系，另外就是在实施项目的过程当中有大量的问题，环境的问题、国有企业遭受误解的问题。这需要通过综合措施克服困难，降低风险，行稳致远。第一条还是要坚持中央确定的“亲诚惠容”、合作共赢基本方针，准备通过长期持久的合作努力实现计划目标。要特别重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有序转移，充分发挥这类转移对承接国在就业和经济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另外项目设计实施加强与包括发达国家和国际机构的务实合作，学习借鉴国外行之有效做法，还要不断总结我国相关实践的经验教训，大力进行各层次人才培养，保证新战略取得预期成功。

现在中国通过‘一带一路’走出去，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与既得利益的冲突。中国今后的15-20年的外交最难做。中国“一带一路”走出去的主体并不是政府，而是资本，政府只是顺水推舟的。“一带一路”的不只是是一个经济项目，还应该是个全球治理、至少是区域治理的项目。新丝绸之路是可以制造更多的共同利益，能够减缓南海地区的紧张。目前的东南亚还是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延伸。中国力量的增长是会带来影响力的延伸，必然会有地缘政治的影响，所以会必然会出现调整。在进行“一带一路”战略时，中国应发挥后发国家优势，学习前人经验，包括西方的治理经验，比如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多边机制和双边机制。

马歇尔计划的成功是因为它将外交、政治与经济三要素很好地揉合在一起，既体现了战后初期美国大战略的意图，也适应了当时西欧国家的迫切需要。如果有人只把它看作是美国向欧洲转移战时膨胀起来的过剩产能、转稼战后经济危机的临时性措施，或者是单纯为了挣钱的经济发展计划，那真是在侮辱当时美国战略家的思想与智慧。“一带一路”虽然不是马歇尔计划的中国版本，但的确应当学习后者把外交、政治与经济三要素融为一体的历史经验，开创出有中国特色的对外开放新局面。

总体上看，世界实力分布正在从传统的西方向非西方地区（特别是亚太）转移，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在经受合法性与实力变化的双重挑战。对于中国来说，西方秩序的危机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的经济与军事实力都在迅速增长之中，但如何使用好不同的实力要素、如何使政策工具和手段达到更好的效果，都还是不小的问题。与实力相比，更大的挑战是合法性——如何使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接受甚至欢迎中国的复兴。合法性的一大根基在于一国外交观念的吸引力。对于复兴中的中国，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对地区与国际秩序的建设性看法，以及这些看法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认同。

在丝路建设中，要时刻思考什么样的中国对丝路国家有吸引力，什么样的中国身份对丝路国家有吸引力。简单来说，第一是发展、稳定，第二是开放、便利。丝绸之路的魅力不仅是一条经贸通道，更是一条文明互鉴之路。今天，中国丝绸之路2.0版，对于全体中国人而言，不仅要产业升级、市场扩容，更要思路升级，有思路才有丝路。

今后十年，随着中国崛起速度加快，防止中美战略竞争升级为战争成为一个现实的任务。为此我国需创建和平竞争的国际关系理论，从权力再分配、责任再分配和建立新国际规范三方面进行理论创新。这种理论创新需结合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知识经济等时代特征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从而使这些新理论具有实际作用。在今后外交改革创新的执行制度层面，首先要建立持续性的改革机制，保证工作效率得以不断提高；其次，建立政策评估机制；第三，简化决策程序以提高效率；第四，建立鼓励创新的激励机制；第五，进行专业化与社会化相结合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