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外交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特别是提出一带一路、设立亚投行等举措，在某种程度上扭转了中国外交历来受制于人、处处被动的劣势，反使美国陷于一定被动，掌握了一定的战略主动权与话语权。另外，在与周边领土争端中，中国也善于抓住时机反击，如在日本宣布对钓鱼岛进行“国有化”时实现巡航突破、在菲律宾抓扣我国渔民时掌控黄岩岛的实际控制权，使中国不断被蚕食的权益得到了更好的维护。

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我国所面临的总体战略形势并非“一片大好”，反而有所恶化。其中关键是美国的软制衡战略不但没有退却，反而日益强化。在刚结束不久的第七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中美在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不断增多，对于外界热议的南海议题美国也未表现出预想中的强硬。但是，作为战略上反击中国的几项关键措施，如强化与日本、菲律宾的双边同盟，推进TPP等，不但未见软化，反而加紧部署。而这些措施的对华影响，不在当前，而在长远，将极大地束缚中国未来的战略空间。

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与直接的对抗相比，这种战略性部署对中国来说同样致命。中国战略界的许多人一直认为，由于中国的自身武力、庞大的经济体量以及与美国的紧密相互依存关系，美国不会轻易与中国发生冲突。这种判断是正确的，但它忽略的是美国战略遏制的长远后果。其一是战略约束，即缩小中国的战略成长空间，如通过TPP与中国抢夺未来亚太经济空间与话语。其二是战略骚扰，与美国同盟关系强化的日本、菲律宾等将更有信心与力量对抗中国，消耗中国精力，恶化中国周边环境。对美国来说，这是成本最低、周期较长但效果笃定的遏制方式。

相较而言，中国有什么样的反击方式或战略博弈手段呢？军事上，不但我们仍然差美国一大截，关键是美国如上所述也在避免与中国进行战略对决，主动求战更不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范。我们目前所依靠的只有增长中的经济实力，如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出台，莫不赖于此。对此，中国目前有些资本，但长期而言远不确定。一方面是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仍未完成，相反增长过快带来的深层次问题日益显现；另一方面美国并未如一些人所料想的那样走向衰落，特别是在科技、教育、人才方面仍然拥有强大的竞争力。我们或许会在体量上超过美国，但如果没有经济发展质量与竞争力的提升，我们至多算是一个虚弱的巨人。

另外要看到，经济外交也暴露出越来越多的脆弱性。钱非万能，人际关系如此，国际关系亦然。国家间关系中，政治安全关系还是根本，经济关系仍在其次，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在很多国家有投资、有项目，但却无法收获巩固的友谊、常常反因政治安全关系动荡而导致投资受损的重要原因。事实上，由于与中国关系紧张，像越南、菲律宾这样的国家一直在致力于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

在这种战略环境与形势下，中国最根本的是需要对自己的接下来的外交战略进行反思，最迫切的是需要去掉因一时经济实力膨胀与战略措施得手之后产生的虚骄之气，对如下战略问题进行深入反思，避免在外交关系上犯下战略性、方向性、颠覆性的错误。

第一，如何与美国进行战略竞争？新老大国之间的结构性权力竞争是避免不了的，这点我们无须回避，美国也意识到这一点。关键是采取传统的武力方式或最后的战略决战做到这一点，还是利用国家间经济相互依存的发展以及共处规范的进化，通过和平的良性竞争实现？我们以前提出了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这是符合时代潮流的选择，绝非一时的应景之计，必须始终坚持。当前，中国和平崛起的一大希望不但在于中国之特性不同于历史上的德日，而且守成大国美国也不同于历史上的霸权国，两国间存在良性竞争的可能。所以，中国今后不但应该继续大谈特谈和平崛起，还要致力于如何做实和平崛起。这个内容不但要进一步结合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里面来，还要体现到与周边关系中来。习近平原来提出过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也需要在这一战略背景下得到深入的落实。

第二，如何对待美国在东亚的地位？东亚是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个舞台，也是美国在亚洲存在的核心阵地，这也就决定了东亚将成为考验中美竞争与合作的关键地区。东亚问题多多，但根本的一点是中美如何共处。现实地看，良性和平共处是双方唯一值得的选择。但目前的问题是，中美在这方面仍然缺乏互信与可靠安排。美国口头上欢迎中国崛起，但在东亚安全机制上仍然坚持以中国为潜在对象的双边同盟体系。中国也表态乐见美国在东亚地区发挥积极作用，但美国始终特别是近两年相信中国的最终目的是要将其挤出东亚。这个结如果打不开，中国的战略环境就无法根本好转。基于此，中方有必要在这方面采取主动，以明确的战略信号与渐进可行的制度安排推动中美东亚良性共处。如重建六方会谈机制、推动与美双边同盟对话、尝试中美共同领导下的地区性机制安排，等等。在这方面取得成功面临很大的挑战，但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战略宣示，对于化解外界对我崛起的战略疑虑很有价值。

第三，如何对待和平崛起与维护领土权益的关系？由于中国仍然与部分国家，特别是面向海洋的东亚国家存在领土争端，这对和平崛起前提构成了微妙挑战，形成维权与维和之间的棘手难题。对此，中国首先应该有战略定力，坚持和平崛起这一大目标不动摇。与邻国的领土争端不是与西藏、新疆、台湾一样的核心利益，其权益必须要争，但在路径上必须坚持以和平手段，否则就会与和平崛起这一目标形成重大战略冲突。在前期我领土权益未得到有效保护的情况下，中国近两三年的及时出手具有矫正性质。但与此同时，应切忌领土议题被民族主义、战略误判以及短期利益之争所绑架。而且，在领土议题上，中国不宜有拖的心态。对于中国的战略环境来说，这些争端实际上就是中国不断流血伤口，越早解决越有利。所以，在南海这样的议题上，中国应该主动找出路。完全解决主权争端短期内不可能，但要主动寻求管控危机、建立和平机制与共同开发的办法。

无数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战略是一项理性的事业，激情与误判都会导致失败甚至败亡。在中国昂首走向崛起，但内部仍然十分脆弱之际，外交上的审慎谋划仍然是中国的根本要务。什么是战略？确保中国长期的安全、和平与崛起，而不是一时的利益得失，这才是最大的战略。在冷战结束后的二十多年中，中国外交上的战术失误或许不少，但根本的战略方向是对的，即保持了一条低调、和平的和平崛起路线，这也是当前中国能够在冷战后复杂后的国际战略环境求得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原因。在当前，对于战术上的失误我们需要纠正，但对于战略上的正确导向仍然需要坚持。

更深入地看，战术失误常可挽救，但战略一旦失误则可能全盘皆输。特别是在中国崛起可能需要上百年至少几十年的漫长背景下，着重长远规划战略全局尤其重要。为达此长远的目标，这个时候中国仍然需要清醒的战略认识与强大的战略定力，充分把各种智慧与资源用到如何谋划和平崛起上面来，避免走上一条错误的战略道路。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文章转自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