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中美关系比过去更为复杂，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任务更为迫切。在这种形势下，任由矛盾的存在、增加和扩大将会使两国关系无法维持正常状态，聚同化异应该成为今后解决问题的思路。如果我们刻意强调中美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并消极地看待未来的发展，两国间的问题很可能会越来越多，从而损害中美利益。如果我们能够积极地看待未来，并以创新精神去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聚同化异，那么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将会成为现实。

目前中国外交在理念和现实之间还存在着不少差距，突出表现在对“合作共赢”理念的理解和落实还很不到位。正视和理性务实地处理好当前的问题需要我们转变观念。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中国的国家利益。随着中国融入世界，中国国家利益越来越多地需要通过国际合作来实现。其次，我们需要认识到全球时代国家利益博弈的方式是通过和平的方式增加自己在世界的权益来谋求国家利益。此外，中国不能再通过挑战和推翻现存国际秩序来实现自己的利益。不仅如此，随着中国在现行国际秩序中的利益越来越大，中国在国际秩序问题上面临的挑战除了改革现行国际秩序以外，越来越多的是防止现行国际秩序的弱化。在新形势下，中国面临最大的挑战是学会如何更有效地用好自己和他国的资源来维护国际秩序。

“和实力”与“和平牌”应当配合使用，这样中国外交才会取得更好的效果。不同的实力运用方式构成了不同的外交标志，别国可以通过这些标志来预判中国未来的行为。说话有一定的重要性，但更重要的是你的行动所构成的标志，即行胜于言。当言行一致时，行为可以增强话语的力量；当言行不一致时，行为的意义要大于话语，即标志的作用要大于信号。“和平牌”与“和实力”应当是相乘而不是相加的关系，即在没有“和实力”为后盾的情况下打“和平牌”，其效果为零。

从当前认知层面看，共建“新丝路”与南中国海问题属于“被动偶联关系”。然而，从事实层面上而言，南中国海问题与共建“新丝路”并无本质上的“直线性”关联。共建“新丝路”是需要几代人共同努力奋斗的系统性宏大工程，因此就未来实践层面讲，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可以在共建“新丝路”与南中国海问题的大框架下寻找有价值的契合点，建立二者连汇点。其一，南中国海问题框架下的南中国海海上合作倡议，特别是南沙争议海域油气资源共同开发、海上联合搜救、渔业资源养护等领域合作。其二，通过实施共建“新丝路”倡议，在提升中国与东盟国家间互信基础的同时，增加相互利益联结，并与南中国海争议形成良性互动，为维护南中国海地区和平稳定创造良好地区环境和驱动力。

未来中国综合国力可以超过美国，但对全球的影响力难以取代美国。对世界的领导或者统治归根到底是文化的领导与统治，而中国文化是一种区域文明。唯有基督教文明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方面有主导世界的能力。中国崛起的标志是综合国力超过美国而非全球影响力超过美国。如果中国追逐后一目标，将是中国衰败的开始。此外中国比较优势在第二产业产能、基础设施建设经验、资金、国家动员能力等方面，中国把欧亚大陆尤其是大周边国家列为一带一路的重点实施区域，这是明智的。总体上，参与国际政治秩序、安全秩序、文化秩序等构建，中国现在还没有能力置喙。“着眼周边地区、侧重功能领域（经济为主）、保持适度开放”应该是指导思想。亚投行为此开了一个好头，亚信应该跟进，亚洲文明对话应该是下一个发力点。

大国成长必然要经受“风口浪尖”的洗礼，承受“高处不胜寒”的考验。大国成长也必然存在各种问题，需要坦诚面对，以建设性姿态加以改进，把来自守成国心理反弹带来的舆论压力转化为成长的动力。老子云：“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充满了事物相克相生、矛盾转化的辩证思想，这对于探讨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战略是一项理性的事业，激情与误判都会导致失败甚至败亡。在中国昂首走向崛起，但内部仍然十分脆弱之际，外交上的审慎谋划仍然是中国的根本要务。确保中国长期的安全、和平与崛起，而不是一时的利益得失，这才是最大的战略。在冷战结束后的二十多年中，中国外交根本的战略方向是对的，即保持了一条低调、和平的和平崛起路线，这也是当前中国能够在冷战后复杂后的国际战略环境求得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原因。在当前，对于战术上的失误我们需要纠正，但对于战略上的正确导向仍然需要坚持。中国仍然需要清醒的战略认识与强大的战略定力，充分把各种智慧与资源用到如何谋划和平崛起上面来，避免走上一条错误的战略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