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必然是话语权的崛起，只有适应了时代需求，才最终奠定价值观的基础。普世价值观就是一种话语霸权。中国的价值观外交就是要把所谓的普世价值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和主义”则是价值观外交的重要切入点。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强调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西方也强调和平，但是他们提出的和平理念有缺陷。而二十一世纪的新安全要超越传统的和平与安全的概念，上升到哲学的层面，这是西方和平理念没有真正做到的，这正是中国价值观层面的相对的优势。“和主义”就是希望能够给以此世界提供一个可持续的安全理念，共建更有包容性的，更有幸福感、安全感的世界。而且“和主义”除了作为安全以外还包含发展的观念，和平发展就是“和主义”在中国式发展学的集中体现。除了和平发展外，中国发展学还倡导合作发展、共同发展、包容性发展及可持续发展。不过“和主义”并不指的是和稀泥，讨论“和主义”是为了实现各种文明、发展模式的包容互鉴，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国与国间的和谐。

中国正在经历三大文明的转型：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从内陆文明到海洋文明，从地域性文明到全球文明。价值观外交是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必然选择，这就要求从我们自己的文明复兴中创新出“源于中国，属于世界”的价值观。

“价值观”这个词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倡导过很多价值观，比如说国际主义的价值观。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苏联解体以后，我们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不少人寄希望于中国尽早融入到西方主流价值观当中去，近年来“普世价值”滥觞于世就是明证。可是，现在中国的发展正面临一个瓶颈，因为如果没有相应的价值观作为支撑，我们的发展难以持续，国际社会也担心中国如何使用崛起的巨大力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立，由此提上日程。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在内政外交上必须有价值观的表述。

除了必要性外，中国也到了可以谈价值观外交的时候，这是因为中华文明的崛起为此创造了条件。中国崛起以后的复兴必然是文明的复兴与崛起。上世纪，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就认为西方文明出现很大危机，拯救西方世界要靠东方文明。然而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和古两河流域文明的传承已经断裂，难以复兴，而中华文明不然，不仅在复兴，还在转型。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积淀为文明的复兴提供了基础，“一带一路”建设又在催生中华文明的三大转型。以前我们讲文明复兴是着眼于东亚，考虑的是时间的逻辑；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变化则成为文明复兴的空间逻辑。长期以来，中国的大战略通常是以空间换取时间，如今“一带一路”不然，同时着眼于空间与时间，尤其是空间进取既是历史性的，也是时代性的，其要旨在于融通中国梦与世界梦。这对我们既是考验，更是机遇。

中国到了需要谈价值观外交的时候，这是因为大国崛起避不开掌握话语权的问题。《大国崛起》的纪录片介绍了西方殖民国家兴起的历程，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大国崛起必然是话语权的崛起，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只有适应了时代需求，才最终奠定价值观的基础。普世价值观就是一种话语霸权。中国的价值观外交就是要把所谓的普世价值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同等重大的课题。想当年，美国也用普世价值的话语霸权来挑战英国霸权。近代以来，人们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等都是具有普世价值的话语权。美国强调自由才是民主的核心，而不是英国强调的公正、平等。以英国代表的欧洲宣扬的民主的核心是平等，是人人有投票权与参与权，到美国却变成自由的选择，用自由解构了平等作为民主的核心。这是因为美国需要通过价值观输出超越英国的价值观从而掌握话语权的主导。

“和主义”则是价值观外交的重要切入点。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强调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西方也强调和平，但是他们提出的和平理念有两个缺陷。第一，和平而不安全。现在，国际社会表面和平，但是并不安全。第二，和平与安全的不持续、不包容，很多国家自身的安全是建立在他人不安全的基础上。韩国作为美国的盟国跟随美国60年，但依旧没有安全感。二十一世纪的新安全理念需要解决的，是美国所倡导的传统安全模式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传统安全模式所提倡的安全观局限于国家之间。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教世界之所以一直存在冲突，就是因为我们的安全观没有上升到“天地人合一”的境界。新的安全观需要超越传统的和平与安全的概念，上升到哲学的层面，这是西方和平理念没有真正做到的，而这正是中国价值观层面的相对的优势。“和主义”就是希望能够给以此世界提供一个可持续的安全理念，共建更有包容性的，更有幸福感、安全感的世界。

“和主义”除了作为安全以外还包含发展的观念，和平发展就是“和主义”在中国式发展学的集中体现。除了和平发展外，中国发展学还倡导合作发展、共同发展、包容性发展及可持续发展。西方所提出的发展观也不是可持续的发展，而是建立在他人不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自身可持续发展。本质上还是不能超越基督教文明，不能超越二元对立。中国于近日加入了经合组织发展中心，这是践行中国发展理念的良好开端。西方体系下的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有很多美好的设想，但在落实上都存在问题。中国在落实工作上却做得很好，因为我们讲知行合一。马克思批评说哲学家只是在解释世界，中国的行动者、革命家既解释世界，又改造世界。我们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现在就在提出跟发达国家搞第三方市场合作。西方国家有很多理念和高新技术，但是真正要以讲民主为条件，否则资金不能到位。中国人不向受援国提出附加条件，也更善于把核心技术大规模推广，比如说高铁、核电等，这是中国成为南北、南南合作桥梁角色的体现。

由此看来，我们应该把“和主义”作为中国价值观可能的选项讨论继续深入。“和主义”并不指的是和稀泥。我们的文化强调致中和。很多西方的思想家从康德、汤因比都认识到，未来如果要调和基督教和其他文明矛盾的还是要中和的理念。我们要的是包容，而不是对抗。不仅如此，中国应该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价值基础，这是希望之所在。“和主义”的提出也不是要推翻哪种价值，而是从复兴中华文明开始说起，提倡包容与创新。讨论“和主义”就是为了实现各种文明、发展模式的包容互鉴，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国与国间的和谐。中国有五千年连续文明史，是没有被西方殖民过的古老东方文明，这是中国“和主义”价值观的源泉。当然“和主义”的规范性与制度性建设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也存在许多可变性。

(作者为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文章转自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