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已经昭示了中美合作的巨大价值，未来呼唤中美两国开展更多、更有成效的合作。当今世界，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国内与国际问题共振、新旧矛盾叠加，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同时，宗教、种族矛盾激化，环境和资源的压力上升，这些都给地区和全球治理带来挑战。从国际体系层面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崛起、全球力量对比变化、新的多边机构产生，国际秩序正在深度调整中。面对上述种种艰巨挑战，中美合作与协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迫切和重要。中美在地区和全球问题上开展合作的过程，就是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过程。要使合作始终成为中美关系的主旋律，打破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规律，就必须提倡和强化积极、开放和互赢的思维。

中美之间需要培养良好的“合作习惯”：要避免迷失合作的焦点，紧紧围绕双方的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照顾彼此的合理关切，相互学习借鉴，不断克服合作中的障碍。尤其重要的是，不应任由分歧主导双边关系的重要议程。

中国不会主动挑起战争，这从根本上由中国的国家战略和发展阶段决定。但美国不会发动战争的理由并不全部成立，未来美国以军事手段打断中国崛起的可能是存在的。亚太地区的中美对抗，实际上是美国亚洲联盟体系与中国的对抗。失去了盟友的支持，美国就失去了对抗中国的支点。因此，在最终诉诸武力之前，美国会将破坏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尤其是中国与美国亚洲盟友的关系，作为其持之以恒的战略目标。在达到满意效果之前，美国不会也难以发动对华战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华动武之前会长期平静，因为美国可能竭力促成中国与邻国的军事摩擦，加剧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恐惧和敌意，从而为其未来的对华战争铺平道路。

客观环境的变化给中美关系带来了“成长的烦恼”，一方面，中美两国既要及时地发现这种变化，相应地做出政策调整，强化合作导向，避免中美关系坠入现实主义者“自我实现的预言”。另一方面，无需对中美关系发展前景过于悲观，毕竟，成长是一个过程，中美关系需要经过这样一个相互适应与磨合的阶段，才能迈向稳定、成熟的新型大国关系，我们需要从这种客观变化中发现合作的机遇，以发展的眼光来迎接发展所带来的挑战。可做好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从构建功能性合作伙伴关系入手，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其次，畅通中美各个层次的交流渠道，发挥战略、经济、人文三驾马车的引领作用。最后，在寻求共同利益的同时，挖掘两国的“共通价值”。

无论是“战略军事”还是“战略经济”，都有一个重大的内在平衡问题，亦即“战略冲劲”与“战略审慎”的平衡。坦率地说，中国对外政策的最大问题之一是战略重点何在？能否避免四面出击的倾向？就此而言，在有广泛的战略布局和强劲的战略冲劲的同时，尤其需要确定和坚持合理的战略重点，首先追求在这重点上集中的战略决胜。所有其他“战场”的战略期望以及相应的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资源支出，都应当按照战略重点的优先次序被打上恰当的折扣。可以说，中国在晚近三年的短时间内，开辟或固化了诸多“新战场”或“新战线”，但其中没有哪一个是在可预见的未来能够形成胜负决定的。因此，中国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同时从事多项或多线“战斗”。从战略常理来说，这是一种令人忧虑的局面。

今天日本在安保政策方面的强化已经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时代的政策，它是在联合国框架或至少在日美同盟框架内的强化。之所以对日本的军国主义耿耿于怀，关键的问题还是中国人自己的感受，最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如何处理和改善中日现实关系。换言之，正是因为目前双方关系处于一种“安全困境”的状态，所以任何一方军事上的变化都会被另一方认为是威胁。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警惕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但同时，也不可片面夸大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可能性，否则反而会自挖陷阱对日采取不必要的强硬政策，也会刺激日本的右翼更加认为所谓“中国威胁”而要求日本增强军力，这样就会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反而有可能会导致“自我验证”，促使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残余思想意识形态向着体制及其政策转变。

软实力的体现在于赢得其他国家的尊重，中国软实力的推广似乎效果不佳，但由于西方国家在颜色革命中加入太多的集团利益的因素，使得民主形象不佳常被民众诟病，这样使得中国在一带一路上国家的软实力推广已经开始收到实际的成效，并且东南亚国家、中亚国家、高加索国家及俄罗斯都开始思考中国的发展模式。此外，公共外交是一个呈现政府决策、智库建言、媒体传播和民意支持彼此紧密合作与建立信任的长期过程。因此，不能够把公共外交视为一种短期解决利益与冲突问题的工具。公共外交主要的作用还是在于为国家发展塑造长期良好的舆论环境，也就是说：公共外交要创造国家决策的有力氛围，为国家决策营造声势，使民意与上意相同，全国上下一心且众志成城，最后使政府决策得以在造势的过程中获得实现。

新时代中国的大国外交既要保持战略定力，也要适时精准发力，做到刚柔并济、双多边并举、多管齐下、开创新局，包括如下五个方面：一要坚守“发展中大国”身份不动摇，在奋发有为的同时注意留有余地，承担国际责任务必量力而行、权责匹配、自主决定。二要均衡推进大国外交，重点拓展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大国合作，创新大国协调机制。三要针对几组关键及“敏感脆弱”的大国关系重点经营、区别对待、确保主动。四要妥善运筹中美俄、中美欧、中美日、中美印等重要三角以及中俄美日四边关系，维护但不局限于中美关系，在亚太运筹中俄“集群”与美日同盟之间的博弈，扩大自身战略回旋空间，防止被孤立。五要积极应对与有效破解西方大国新一轮经贸大联合。

长期以来，我国周边外交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习近平提出“亲、诚、惠、容”的四字箴言，是新形势下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份生动宣示、是对多年来中国周边外交实践的精辟概括，反映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外交理念方面的创新与发展。相信，通过贯彻“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新理念，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将使周边国家对我们更友善、更亲近、更认同、更支持，进而增强中国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亲和力、感召力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