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自尼日尔撤军虽是被迫之举，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契合了美在非军事战略调整的大方向。与此同时，美国以大国竞争为纲调整其在非军事部署，以助非反恐名义，实则以军事安全援助诱压非洲国家在大国之间“选边站”，这种做法最终只能适得其反。尼日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由于美国大选因素，今年上半年或是实现中美关系“稳中有进”的关键窗口期。耶伦的访问为今年的中美高层互动增添了新的热度，随后中美多个领域的对话也将展开。这些有助于提升外界对中美关系的正面预期。当然，双方需要相向而行，拿出更多实际成果。特别是，美方能否说到做到，将相关承诺落实，对于中美关系的企稳态势能否持续具有重要影响。

特朗普诉讼案给美2024年大选选情带来诸多影响。首先，特朗普应诉负担令其竞选活动承压。此外，尽管定罪及入狱不影响特朗普参选资格，但“定罪效应”或拖累其选情。不过，目前距11月大选投票时日尚多，期间还可能发生诸多稀释甚至抵消诉讼案影响的事件，“定罪效应”能持续多久尚未可知。

目前，特朗普的律师团队正在设法左右司法的进程，他们试图通过提出各种不常见的审前动议来拖延审判，以期将四项刑事审判推迟至选举之后，该策略正在发挥作用。事实上，特朗普刑事“四宗罪”对他已不构成实质威胁。而且，特朗普不会因为起诉甚至定罪而被禁止参与总统竞选。美国宪法没有明确规定总统候选人必须是清白的，也没有规定已经定罪的美国公民不得参与总统竞选。但特朗普如被判有罪，也许会影响他的选情。

黑莉在退选后继续坚持反特朗普立场，可能进一步奠定其在共和党建制派内的地位，给自己在2028年可能的东山再起积累资本。由此而言，她也实现了本次参选的目标。黑莉的退出与特朗普的胜利意味着共和党已演进成“特朗普的政党”，但黑莉的出现足以印证共和党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反特朗普群体正在成为一支“足够大”的少数派力量。

目前，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这一问题上的共识（本文称为“克林顿主义的美国”）已被彻底否定。新的主张（“特朗普主义的美国”与“沙利文主义的美国”）都看到同样的“美国病症”，但两者开出的“药方”完全不同，远未达成共识。一方面，中国都是问题的一部分，中美关系将长期处于消极状态。另一方面，这“两个美国”将给中美关系带来不同的挑战。再加上，“两个美国”之间彼此激烈批评，美国两党和普通民众在较多问题的认知高度分化。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任何一方执政都不会带来类似“克林顿主义的美国”时期那样的美国全国甚至全球性共识。当“美国持续反对美国”，美国的对华战略就将继续摇摆，中美关系也将成为这一摇摆的受害者。

对美国而言，百年大变局的标志之一就是政治极化。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极化意味着两党共识越来越少，党争愈发激烈，从而降低国家治理的能力和质量。具体到美国外交，极化阻碍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破坏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一致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因为政治极化，两党在威胁感知和具体对华政策上都存在显著差异，共和党的敌意更甚，态度更硬。这意味着，我们短期内应更多关注和警惕共和党的对华动向。

“拜登经济学”没能实现其宣称的目标，反而使美国资本更为积聚和集中、贫富持续分化和恶化，导致美国经济数据强劲没有转化成美国民众的满意度。它已成为共和党嘲笑拜登的标签，作为政治口号已经失败，再吹嘘它对选举没有任何好处。因此，民主党开始避免使用“拜登经济学”这一口号。

当前共和党人的政治意图并不在于解决边境危机，而是通过大力渲染边境危机对国家安全的危害，从政治混乱中谋取有利选情。另一方面，拜登政府移民政策前后矛盾、反复不定，也是出于对选情变化的考量和政治利益的权衡。可以预见，在政治极化日趋严重、移民改革陷入僵局的态势下，当前的南部边境混乱仍将持续，对2024年美国大选的影响还会继续发酵。

寻找关键州最为清晰的一条逻辑线索应是，拜登在2020年大选中成功翻转了哪些特朗普曾在2016年大选中成功拿下的摇摆州。照此标准，这样的关键州有五个，分布在美国选举地理版图中至关重要的两个区域：位于南方“阳光地带”的亚利桑那州、佐治亚州，以及位于中西部“铁锈地带”的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威斯康星州。其中，威斯康星州将最有可能成为“关键州中的关键州”。2024年的美国大选是一场看点颇多、结局难料的选举，但无论如何，密切追踪这五个关键州的动向就抓住了观察这场选举的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