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国对华战略打压的态势愈加严峻，美国对华制裁将会进入更加“疯狂”的阶段。作为新兴大国，我们必须承认既往对美国制裁的认识不足，缺乏相应的反制思维与工具。展望未来，在战略层面，中国要统筹整合各方资源，坚持改革开放、融入世界经济发展大格局，进一步强化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打破美国以制裁孤立封锁中国经济的不义企图；在战术层面，学术界与实务部门必须大力加强对“制裁、干涉、长臂管辖”和相应反制工作的学理研究与实践探索，同时加强底线思维与应急意识，有效化解美国对华制裁的负面影响。

2024年大选是美国政坛在新冠疫情之后的首次全面重大洗牌，无论谁最终当选，美国政治将在关键州与少数族裔、初选制与政党衰败、司法政治化与总统制、代际更新与政治周期，这四个议题上迎来新的起点。

从一战时期到大国竞争时代，美国在崛起为世界霸权并维护霸权秩序的历程中，一步步地将经济制裁从战时防御性武器转变为常态化的外交战略工具，并结合不同的时代背景和战略需求，调适经济制裁的动机和手段。如今的美国“制裁成瘾”，片面强调“美国优先”，试图借助经济制裁的大棒，推行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这不仅损害了他国的利益，更损害了美国自身的国际形象，动摇了国际秩序的根基，最终必将损害美国的长远利益。

拜登对华经济战略现基本定型，美媒将其总结为“三足”战略。第一“足”是对美国国内产业提供补贴，增强本国产业竞争力。第二“足”是对华加征关税，限制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第三“足”是控制有利于中国产业升级的资金和技术。总体而言，“三足”战略，每一“足”都存在破绽，面临现实的反噬，难以取得预想效果，还很容易沦落为“跛足”战略。同时，“三足”战略不仅得不偿失，而且极为考验美国政府的治理能力，难以长期实施。

预计未来几十年美债规模仍将节节攀升。但对此，美国只有提高债务上限的举债机制，却没有负责任的降债机制，“无风险资产”不再绝对安全。如今，尽管美债占美国GDP之比已达前所未有的高点，美债市场已沦为“庞氏骗局”，可美国政府并没有紧迫感。截至目前，美国政府和国会甚至都未认真严肃地讨论过降债路径和时间表，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政府赖账的可能正逐步增大。

从21世纪开始，美国遭遇日益严峻的“中年危机”，这体现在国内分裂、价值观迷茫、制造业流失、国际领导力丧失四个方面。对此，美国采取四大行动进行疗治：战略转移与战略收缩，重新塑造外来威胁，采取切实行动实现制造业复兴，采取有选择的经济全球化。当前，美国新阶段自我疗治急需具有引领能力的大政治家，而今天的美国有没有能力通过它既有的选举制度诞生这样一个拯救美国霸权的大师？目前看来很悲观。从美国选举来看，好像美国还没做好充分准备，在危机时刻产生一位能领导美国前进的强有力的政治领袖，来完成霸权的自我疗治。

总体来看，特朗普和哈里斯都需要吸引独立选民支持才能赢得选举，但相对而言，特朗普尤其需要。随着美国大选进入倒计时，特朗普与哈里斯在7个摇摆州竞争激烈，二人的民调数字差距非常小，目前胜负难料。总之，独立选民将在今年的大选中起到关键作用，两党不约而同对这一群体展开“争夺战”，这一战况如何将决定选战的最终结果。

2024年美国大选是一场将决定美国未来走向的关键选举，原本应该在关键内外政策议题上给选民以清晰的表述，在选民面前呈现出明显的路线图，但选民们目前得到的，只是两党政治人物的鼓噪、煽动和空头支票。以更长的周期观之，选举议题只是政治人物赢得选票的工具，而不是真正要直面的问题。甚至，某些议题还会被故意长期保留下来，持续发酵，从而让某一政党可以不断从中获益。2024年美国大选作为全美政坛的新一轮重大洗牌，它改变的只是华府两党政治利益分赃的不同排列组合，无法回应普通民众的最基本诉求与关切。

目前，虽然美国制造业回流取得一定进展，但效果有限。美国促进制造业回流的诸多举措加大了自身通胀压力和财政负担，破坏了全球贸易环境。一国制造业的持久竞争力从根本上取决于制造业自身的发展，贸易保护和产业政策只是促进因素。重振制造业需要完善的产业链、发达的基础设施以及充足的劳动力等条件，而全面建立这套体系难度极高。从现有条件看，美国制造业缺乏持续回流的基础，回流前景并不乐观。

目前，美军在“印太”地区聚集了60%以上的军事力量，持续强化军力布局，优化部署模式，加大在中国周边敏感区域活动，试探性挑衅动作频繁。美军频频在“印太”地区“兴风作浪”，旨在打造围遏对手的“慑压圈”，为可能的“大国战争”作准备，谋求未来战场主导优势。不过，美国肆无忌惮推高地区安全风险的行为正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极度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