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是美国遭遇内斗与外患的一年。一方面，共和党利用控制的国会众议院叫板拜登政府，同时共和党内也展开激烈博弈，政治双重极化特征突出；另一方面，俄乌冲突并未朝着美国所期待的方向发展，巴以冲突的激烈爆发更是让美国措手不及，对以色列战争行为的无条件支持令拜登政府在国内外饱受批评，美国国际声誉严重受损。当2023年的日历翻过最后一页之际，拜登聊可自慰的是，美国经济增长超出预期，通胀持续回落，就业数据看好，中美关系有所缓和。

整体而言，拜登和民主党的基本盘大于特朗普和共和党，未来选民数量将会有增长潜力。但是，民主党的团结程度较低，认同较为脆弱，一旦国际局势出现变动，内部分歧就会凸显。同时，鉴于拜登的左翼经济政策导致产业工人获益太少、损失太多。他在经济议题上的捉襟见肘，会使得各种优势变成劣势。

亚太“一体化威慑”布局中，美国将盟友绑上战车，通过圈层推进、以点带面、攻守兼备的军力前压，使地区上空“新冷战”阴云密布，亚太战略稳定正面临“激化地缘冲突、割裂地区团结合作、加剧核扩散”三重风险。此外，“联盟威慑”战略还蕴含巨大内生风险。随着美国进入大选年，对外政策不确定性上升，这或加剧同盟困境，使“联盟威慑”可信性下降。亚太地区在威慑制衡下的脆弱稳定一旦打破，各方围绕地缘热点问题更易擦枪走火。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有着国际关系研究者与外交实践者的双重身份。他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萌芽于受纳粹打击的童年，《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尔雷与和平问题，1812～1822》《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两本书标志着基辛格外交哲学的形成。他的外交哲学以现实主义为核心，希望在维持美国实力的相对优势前提下实现世界均势，提倡“新地缘政治学”以维持美国地缘政治均势，最终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新门罗主义”是以“门罗主义”的干涉和控制理念为内核，经过特朗普政府翻新、拜登政府包装，动用全方位、全领域、“全政府”资源，遏制、排挤以中国为代表的域外大国在拉美的存在和影响力。鉴于无论是特朗普政府赤裸裸的“硬干涉”，还是拜登政府假惺惺的“软束缚”，都难掩美国对拉美政策干涉、排外、利己的底色，也因此注定得不到拉美国家的拥护和支持，反而将反噬美国自身在拉美的形象和影响力。

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确立通过投资、结盟、竞争的途径，以遏制和应对中国崛起。目前，正在加强自身投资，强化地区乃至全球盟友关系等，推进与中国的所谓全方位竞争。2024财年国防预算的项目安排和政策步骤，是落实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一步。这种基于对抗思维、冷战思维的系列举措，必将产生非常恶劣的影响。世界上军力最强的国家热衷于大幅增加军费和穷兵黩武，对世界和平绝非福音。

200年来，“门罗主义”经历了无数次重新阐释，但其基本内核，就是划出一个同质性空间，将认定为异质性的因素作为对空间的威胁加以排斥。这个空间最初是“美洲”或“西半球”，此后扩展到亚太乃至全球。随着全球化推进，空间的“跨国”层面日益凸显，这令美国乃至西方产生“失控”之感。为重获掌控，美国以“国际社会”为名，在跨国层面界定异质性力量，召唤全球性网络共同进行排斥，这就是“21世纪门罗主义”。但随着美国国力弱化，霸权中心难阻霸权网络上的点形成新的组合，“门罗主义”变化的迹象已显现，未来的结果依赖于人们果断而有耐心的行动。

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持续推进，亚太地区已经成为美国进行对华军事安全博弈的“角斗场”，地区的发展与合作进程正被各种“安全枷锁”迟滞、干扰甚至会被打断。美国秉持零和思维、霸权思维着力推动地区阵营化趋势，正在让亚太地区陷入“泛安全化”的困境当中，迫近到一场新冷战的边缘。亚洲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十字路口”，如何进行正确的选择将考验地区国家的战略智慧。

近年来，美国政治极化日益加剧，受新冠疫情、人口结构变化和社会思潮的驱动，民主党不断调整竞选策略，整体上呈现激进化态势，具体表现为竞选方向的“身份化”、竞选手段的数字化、竞选议题的“楔子化”，以及竞选模式的极端化。囿于愈演愈烈的政治极化大环境，民主党竞选策略调整的潜在消极影响和反噬作用不容忽视。展望2024年大选，民主党竞选策略的预期效果将面临外部政治挤压和内部代际分歧的双重考验。

2024年1月，美国2024年总统提名人选举将正式拉开帷幕。与前几次选举不同的是，民主党对2024年总统提名选举日程做了大幅修改。2023年初，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批准了该党规则委员会通过的新日程建议。这是民主党自2006年以来第一次对总统提名投票日程进行重大修改。在两党选民力量大致平衡、两党围绕投票权之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新日程将对2024年及今后的美国大选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