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虽然美国制造业回流取得一定进展，但效果有限。美国促进制造业回流的诸多举措加大了自身通胀压力和财政负担，破坏了全球贸易环境。一国制造业的持久竞争力从根本上取决于制造业自身的发展，贸易保护和产业政策只是促进因素。重振制造业需要完善的产业链、发达的基础设施以及充足的劳动力等条件，而全面建立这套体系难度极高。从现有条件看，美国制造业缺乏持续回流的基础，回流前景并不乐观。

目前，美军在“印太”地区聚集了60%以上的军事力量，持续强化军力布局，优化部署模式，加大在中国周边敏感区域活动，试探性挑衅动作频繁。美军频频在“印太”地区“兴风作浪”，旨在打造围遏对手的“慑压圈”，为可能的“大国战争”作准备，谋求未来战场主导优势。不过，美国肆无忌惮推高地区安全风险的行为正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极度担忧。

拜登退选是政党精英集体推动之下的“暗箱政治”结果。民主党对特朗普的厌恶和对他二进宫前景的集体恐惧，促使党内精英宁愿背上一系列政治风险，也要临阵换帅。但经历了剧烈内斗之后，民主党挽回选情的前景并不乐观。若11月败选，可能更面临维持合法性的生死存亡危机。目前哈里斯已获得拜登等民主党领袖的背书，也获得党内极具影响力的黑人党团、新民主党人党团、进步党团的支持。但其竞选能力、面对特朗普的抗压能力不足，令党内高层担忧。她能否担当大任，要看她能否找到与自身形象互补的竞选搭档、能否扩大民主党在关键摇摆州和关键选民群体的吸引力。

人们看到美国两党在减税、加税的问题上反复撕扯，以为税收终会回到原点。实际结果却是，美国企业税负在持续下降、个人税负在持续抬头。其根本原因是，在美国政治体制下，两党虽存在政策分歧，但本质上都在维护资本利益，资本也在通过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来塑造两党的政策和行为。最终，美国的减税措施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部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但却带来了更多副作用。其产生的更重要影响是持续拉大了贫富差距，导致富裕阶层持续获得超额收益，原本应当成为社会公平分配“调节器”的税收政策丧失了基本的作用。

万斯被提名标志特朗普和MAGA实现了对共和党的全面掌控。2016年特朗普作为反建制“政治素人”，资源、影响有限，受到诸多掣肘。这次他以“导师”之姿选择万斯作为搭档，可确保其对MAGA的绝对阐述权，且有助于他在隐退后借万斯等人实现政治传承。同时，“新特朗普”或得到进一步进化。本次大选，特朗普本人表现更温和，其理念更具体系、更有逻辑、更像主义。万斯在很多方面与特朗普高度一致，如特朗普真的回归，万斯可能在其政府扮演“先锋战斗者”“忠诚执行者”“理念完善者”等多重角色，帮助“特朗普主义”进一步理论化、具体化、长期化、极端化。

面对拜登在电视辩论上的“灾难性”表现，自由派媒体猛烈地“倒拜”，这可能是一种“另类的政治策略”，旨在为民主党止损。虽然民主党对拜登“灾难性”的表现感到不安，但在大选前临阵换帅近乎政治自杀，使得民主党难弃拜登。辩论表现给拜登造成的负面打击短期内难以缓解，拜登团队已在为拜登准备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政治公关运动。总的来说，目前不能低估拜登竞选团队和民主党整个政治机器的老练，断言拜登“大势已去”为时尚早。另外，即使拜登无法成功连任，民主党事实上已通过此次“退选风波”下了一步“先手棋”，为下次大选做了准备。

万斯成长于“铁锈地带”，来自底层家庭，对那里的情况了如指掌，与那里的选民有着强大的共情能力，特朗普选择万斯是一着高招。此外，万斯的军人背景及与印度裔妻子组成小家庭，让拜登团队失色不少，这将为特朗普胜选再加一道保险。而且，这两年他为特朗普团队在硅谷筹到大笔捐款，令特朗普对其大加赞赏。同时，他还得到特朗普核心圈层的大力举荐。不过，万斯属于特朗普班底的对华鹰派，其举荐人之一莱特希泽有望成为下一届商务部长，此前特朗普已表示，一旦他重新执政，将对华加征60%的关税。由此看来，特朗普未来执政团队在经贸问题上将与中国有一场恶仗要打。

当前，美国政治暴力与政治极化相互作用，恶性循环，凸显美国政治困境与国家治理遭遇重大危机。政治暴力反映民众对民主政治的绝望，认为立法或选举无法解决诉求，只能诉诸暴力。政治极化和政治暴力的产生，根源在于贫富悬殊与社会变革无望，而权势集团反对社会改革，进一步加剧美国内部矛盾。未来，如果美国无法改变当前政治极化的状况，政治暴力或愈演愈烈，美国将面临更多政治暴力和社会不稳定。

随着世界变局加速演进与大国博弈的日趋激烈，美西方在非洲对华发起地缘政治竞争的态势也愈发凸显。美西方以肯尼亚等“重点国家”为抓手拉拢非洲、对中非合作“挖墙脚”的意图明显，无形中为中非合作的深化带来一定挑战，但中非合作蓬勃发展、行稳致远之势不会改变。当前，新一届中非合作论坛开幕在即，中国应紧抓机遇，适时调整对非合作的整体思路与实施路径。

后现代社会，西方发达国家中，社会结构、社会群体以及人们的政治身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其中，美国选民的政治立场不再单纯基于经济阶层，而是受种族、宗教、性别、年龄等多重因素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种族因素。这体现了后现代社会中政治身份与政治群体构成的多元与复杂。这种变化要求我们更深入理解美国政治的内在逻辑，以应对选举中的新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