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在南海的军事扩张加速从“量”的突破向“质”的提升转变。具体而言，美陆军在菲部署“堤丰”导弹发射系统凸显美退出《中导条约》的背后考量。而重返苏比克湾建设前沿军事基地群，无疑是美南海军事扩张的长期目标。菲政府“一边倒”加入美国霸权阵营，并以军事制衡优先定义对外政策，将打破地区政治安全一体化进程。再加上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军事扩张，二者相互叠加，将使东盟国家人人自危，军备竞赛将在东南亚呈蔓延之势。地区局势的混乱为美玩弄权力均势政治创造了空间，美可借南海地区安全秩序的更迭和重塑，将“美式霸权”继续植入到本地区安全格局之中。东盟国家应当对美国的别有用心保持警惕。

这次对外援助法案的结构表明，当前，俄乌和巴以两场冲突虽吸引了美大部分外交资源，但其依然将战略重点放在“印太”，这种关注方向与用力方向的不一致最终会让美国难以调适。此外，这次投票的另一看点是战争与冲突并没能够弥合美国两党间的尖锐分歧，甚至无法消除共和党的内部矛盾。而且比较而言，美当前支持乌克兰的热情明显更低，呈下降之势。可见，现在的美国国会甚至整个美国明显更加撕裂。

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的对华战略认知误差是导致中美关系陷入困境的一个关键原因，甚至可以说是首要原因。目前，误导美国对华战略认知的因素有五个，分别是：意识形态；对百年变局的误判；对美国前途的不自信；盟伴的牵制；美国政治制度中的内在矛盾。要实现中美战略稳定，美国必须正视这些问题，推动对华战略设计和政策执行走上正途，确保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可预期。

美国自尼日尔撤军虽是被迫之举，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契合了美在非军事战略调整的大方向。与此同时，美国以大国竞争为纲调整其在非军事部署，以助非反恐名义，实则以军事安全援助诱压非洲国家在大国之间“选边站”，这种做法最终只能适得其反。尼日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由于美国大选因素，今年上半年或是实现中美关系“稳中有进”的关键窗口期。耶伦的访问为今年的中美高层互动增添了新的热度，随后中美多个领域的对话也将展开。这些有助于提升外界对中美关系的正面预期。当然，双方需要相向而行，拿出更多实际成果。特别是，美方能否说到做到，将相关承诺落实，对于中美关系的企稳态势能否持续具有重要影响。

特朗普诉讼案给美2024年大选选情带来诸多影响。首先，特朗普应诉负担令其竞选活动承压。此外，尽管定罪及入狱不影响特朗普参选资格，但“定罪效应”或拖累其选情。不过，目前距11月大选投票时日尚多，期间还可能发生诸多稀释甚至抵消诉讼案影响的事件，“定罪效应”能持续多久尚未可知。

目前，特朗普的律师团队正在设法左右司法的进程，他们试图通过提出各种不常见的审前动议来拖延审判，以期将四项刑事审判推迟至选举之后，该策略正在发挥作用。事实上，特朗普刑事“四宗罪”对他已不构成实质威胁。而且，特朗普不会因为起诉甚至定罪而被禁止参与总统竞选。美国宪法没有明确规定总统候选人必须是清白的，也没有规定已经定罪的美国公民不得参与总统竞选。但特朗普如被判有罪，也许会影响他的选情。

黑莉在退选后继续坚持反特朗普立场，可能进一步奠定其在共和党建制派内的地位，给自己在2028年可能的东山再起积累资本。由此而言，她也实现了本次参选的目标。黑莉的退出与特朗普的胜利意味着共和党已演进成“特朗普的政党”，但黑莉的出现足以印证共和党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反特朗普群体正在成为一支“足够大”的少数派力量。

目前，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这一问题上的共识（本文称为“克林顿主义的美国”）已被彻底否定。新的主张（“特朗普主义的美国”与“沙利文主义的美国”）都看到同样的“美国病症”，但两者开出的“药方”完全不同，远未达成共识。一方面，中国都是问题的一部分，中美关系将长期处于消极状态。另一方面，这“两个美国”将给中美关系带来不同的挑战。再加上，“两个美国”之间彼此激烈批评，美国两党和普通民众在较多问题的认知高度分化。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任何一方执政都不会带来类似“克林顿主义的美国”时期那样的美国全国甚至全球性共识。当“美国持续反对美国”，美国的对华战略就将继续摇摆，中美关系也将成为这一摇摆的受害者。

对美国而言，百年大变局的标志之一就是政治极化。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极化意味着两党共识越来越少，党争愈发激烈，从而降低国家治理的能力和质量。具体到美国外交，极化阻碍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破坏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一致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因为政治极化，两党在威胁感知和具体对华政策上都存在显著差异，共和党的敌意更甚，态度更硬。这意味着，我们短期内应更多关注和警惕共和党的对华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