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美国社会正发生一些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本次大选中，它们都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一是美国人口流动呈现新态势。“蓝州”大量人口涌入“红州”，导致“红变蓝”，使其成为摇摆州。二是宗教力量对美国政治产生新影响。此次大选中，基督教福音派对特朗普的态度明显分化，最终弱化了他的力量。三是少数族裔的政治立场呈现新的变化趋势。崛起的“黑人精英”愈发倾向于共和党立场，这成为共和党在联邦和州议会选举中占优的重要因素。这说明，阶层问题愈发成为美国社会矛盾的重要根源。

鉴于美国社会内部的“裂痕”已经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内核严重受损，拜登政府难以在它的四年任期里消除美国自身的“非自由民粹主义”问题。因此，拜登治下的美国，将不得不放弃对以往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怀旧，他或会有选择地继承“特朗普主义”的相关理念和做法。“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将继续对美国外交政策施加重要影响。

美国疫情已经发展了大半年，对疫情的适应和淡漠使民众对疫情的关注度下降，使特朗普的支持率有所回升。此外，鉴于美国国内“政治极化”，无论疫情发生与否，共和党阵营支持群体较为稳固，很难撼动。最后，新冠疫情虽不断蔓延，可对疫情没有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美国人来说，收入和工作更重要，特朗普强行“重启经济”迎合了关心短期生计的大量民众。上述因素均构成了特朗普稳定的选票来源。

民主党虽然赢了总统选举，但在其他选举中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再加上特朗普在大选前动用全部政治资源将保守的巴雷特送进最高法院，使最高法院保守派和自由派法官之间的力量对比呈6：3的态势。拜登执政后要改变最高法院的这一状况将耗时费力，非常困难。这说明，民主党离“全面执政”还差的很远，拜登政府的执政之路注定将是不平坦的。

此次大选特朗普铩羽而归，其极端的政治政策所导致的新冠病毒全美蔓延，与他国贸易纠纷与摩擦不断当然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然而，不可否认在美国特有的选举人团制度以及48个州“赢者通吃”的制度安排下，名不见经传的第三党候选人这只“蚂蚁”，往往可以左右驴象巨头之争的输赢，成为美国政治竞选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未来拜登政府大致的外交政策倾向：首先，他将关注国际行动合法性与自身实力的结合，回归以“制度保霸权”的战略轨道。其次，以外交服务于内政需求将是其更为迫切的目标。最后，“国际规则之争与地缘政治角逐”将会是其大国外交的主旋律。尽管拜登外交团队成员经验丰富，且有比较宏大的外交规划，但参议院的掣肘与短短四年任期意味着实现这些目标相当困难。

未来拜登团队会依托“盟友体系”，从重新加入多边合作、重构盟友关系、恢复价值观外交、有选择投入力量四方面着手，重新恢复美国“国际秩序领导者”地位；并通过国际秩序、同盟国、价值观力量，来巩固和延续自身对华优势。由于拜登团队一直强调，必须在竞争中赢得与中国的竞赛，所以未来拜登团队很可能采取“政治、经贸、法律和军事”四位一体的对华政策模式。同时，为了让这些措施顺利实施，拜登团队认为必须保持对中国的军事压力。

蓬佩奥此次中东之行的主要目的是试图巩固和强化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成果”。鉴于拜登上台后有可能重返伊核协议，而蓬佩奥此行的重要使命是尽力阻止这一幕的发生。除共筑反伊朗联盟外，蓬佩奥对土耳其的访问更多带有对埃尔多安政府警告和施压。中东国家对蓬佩奥此访十分重视，但更多中东国家其实已经把眼光投向未来。

不要把美国民粹派贬为乡野鄙民，把建制派捧为谦谦君子。两派的根本分歧在于美国的海外扩张——资本扩张与军工扩张——应予维持还是实行收缩。美国早已生病，特朗普以治病名义出场，却无法撼动国内政治经济结构，只能走贸易讹诈之路，最后旧病未除、新疾已患。建制派重新举起“自由主义”的大旗，世界是否即可走向大同？

美国民粹主义由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如果上述因素没得到根本改变，美国民粹主义走衰的可能性很小。此外，由于如今的美国面临的各种经济困难限制了其恢复自由主义秩序的物质资源。所以，未来几年，不是美国的民粹主义会走衰，而是在左右翼民粹主义的共同作用下，未来的美国政府将如何应对持续膨胀的民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