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总统拜登在内的美国政府高官，多次强调多边外交的重要性，相信战争无法解决冲突，唯有谈判才是解决冲突的正确途径。美国要与特朗普的中东政策做切割，要“回到”多边外交舞台。然而，拜登政府的上述说辞并没有在此次巴以冲突中经受考验并得到印证。而中国作为本月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在巴以冲突中努力发挥建设性作用。

美国版的科技“举国体制”，究竟能否奏效，有待观察。其实，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最终真正的敌人永远是自己。科技无尽，创新无尽。今天的中国，迎来新机遇和新挑战，我们也需要全新的战略。我们不怕竞争、不惧挑战。但也需从根本着手，尤其是长期制约科技发展的教育与科研层面的体制机制问题。除此之外，更要敢于“破圈”，开创全新的体制机制。

拜登强调美国不能“被中国打败”，这意味着今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定位和分配上，美国不仅要以“打败中国”为目标，更要以新能源、绿色新经济与中国“脱钩”为导向。这无疑违背了全球化规则，肢解了各国之间客观上不应分离、也不能分离的供应链原则，将给包括电动车技术和销售在内，本来应该着眼于市场竞争导向的资源组合，带来新的分裂风险。

在战略利益和地区利益的交叉作用下，美国围绕地区安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推动“民主化”改革多次出台了中亚政策，差别在于受外部环境变化，安全、经济和“民主化”的优先次序不断调整，战略和地区利益的重点不同。目前根据拜登的公开讲话，中亚短期内不会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优先目标，拜登会延续特朗普政府的中亚战略。但其中亚政策也会有变化：一是重视内外结合、外部优先的策略。二是借助美国在全球性问题上的领导力，吸引中亚国家积极参与。三是通过中亚投资合作伙伴计划，促进中亚跨区域项目建设。

“中产阶级外交”是拜登政府的整体外交，其内涵和外延不局限于对外经贸政策，也涉及国家安全战略及整体外交走向。旨在统筹美国内外力量，重建美国力根基，并利用美国的军事、经济、外交、科技及盟友资源，最大程度应对所谓的“中国挑战”。拜登的“中产阶级外交”不过是对前任总统相关政策趋向的进一步明确，也是为特朗普式“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变换了一种看起来更加温和和讨好国内的说法。

拜登执政以来，连续宣布三份经济刺激计划。如果它们都获通过，总支出规模将超6万亿美元。因而，各界都预期今年美国经济将快速复苏，这对全球经济也是利好。拜登之所以要出台这么大规模的刺激政策，除了应对新冠疫情外，应对气候变化和中国作为技术强国的崛起，使美国经济更具竞争力也是重要原因。无疑，拜登为美国重新赢得对中国的竞争优势规划了一个宏伟的蓝图。然而，要将其变为现实，将面临不小挑战。

白宫有意突出哈里斯作为美国建国以来的首位女性副总统，不仅旨在宣扬美国女权运动的成就，也是为民主党自由主义议程取得的“进步”喝彩。而且，拜登乐于给予哈里斯较高地位，也是希望用她锋芒毕露的形象，弥补自己稳健有余、活力不足的“人设”。同时，拜登政府显然有此考虑，即在事发突然、拜登不能亲政的情况下，哈里斯可以迅速“补位”，保证白宫正常运作。

“中产阶级外交”看似丰富饱满，其实是夹带着传统派和进步派民主党人“私货”的“大杂烩”。其中一个根本问题是，“中产阶级外交”没有明确指出“谁是中产阶级”，这又如何能更好地为“中产阶级”的利益服务？对中国而言，尽管两党在对华开展战略竞争方面拥有共识，它们通过操弄“中国议题”来为本党集团争取最大利益。但“中产阶级外交”的提出不会消弭两党分歧，将内政与外交捆绑只会让两党斗争更复杂，这也会给中美关系增添复杂因素。

人口变化给美国三个重大趋势：一、美国已进入人口低增长时代，深刻影响美国经济长期增长。如果美国人口增长率进一步降低，到2050年出现“欧洲化”的可能性极大，即美国长期经济增长年率不足2%。但如果美国推翻白人至上理念，放宽移民，美国将“拉美化”。二、各州人口增长极不平衡。三、由于人口增长不平衡，美国政治版图将改变。

拜登的首次国会演说，尽管激情四射，也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施政纲领。但从现场国会共和党议员的反应及拜登的民调结果看，前景并不光明。未来，如何在缺乏共和党议员支持情况下，推进其“工作”和“家庭”计划，弥合国内重重问题，都将是其棘手难题。外交方面，如何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开辟一条竞争与合作的新路，也是巨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