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历史表明，对其国际地位而言，国内政策远比他们在国外采取的任何聪明的策略、倡议、计谋、计划或干预更为重要。在某些情况下，在国内采取正确的措施，使这个国家有可能在完全灾难性地错误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之后幸存下来并恢复元气。这一论点对下一届美国政府有着明显的影响，美国人是否能够“住有所居、居有所安”将对美国国家的未来产生更大影响。

对美国来说，后安倍时代谁上台并非问题关键，谁能对美国的有偿军事援助做贡献才是问题所在。

特朗普政府炮制的所谓“西半球战略框架”，不仅与拉美国家的期许相距甚远，也无益于缓和美拉间的结构性矛盾。除非美国真正释放出平等相待的善意，否则再多五花八门的“倡议”“构想”“战略框架”都只会弄巧成拙，将拉美在“脱美”的轨道上越推越远。

真正支撑美国政治体系运行的是：新教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霸权主义，它们是理解美国政治万变不离其宗的根本。美国自诩“山巅之城”“上帝选民”的特殊使命感；获取最大限度的政治经济利益的动力，维护站在人类道德制高点上制定国际运行规则的权力冲动，是穿透今天所谓政党政治、身份政治理解美国的重要方面。由此可知，当全球贸易体系失衡，国际运行规则去中心化趋势愈发明显时，美国有强烈的需求重新强化对全球规则的主导权。

尽管美国在亚太部署陆基中导，没有国内政治上的障碍。如果特朗普总统还能连任，那么未来几年美国现行的与中国进行中程导弹发展竞赛的势头，很可能将延续。但其亚太盟国大多反对其在本国部署中导。若美国强行在亚太部署中导，很可能进一步引发在亚太甚至印太更大范围的中导竞赛，以至于恶化整个地区的安全形势。

美国对外决策由总统决定，但这并不代表幕僚没有施加决策影响的空间。但特朗普轻视团队建设、漠视决策机制、重视下属忠诚的执政风格则让白宫对外决策基本上沿着“特朗普主义”的主干道一路狂奔。而且随着特朗普第一任期即将结束，大体上可以就其对外决策机制做出相应评估。从决策机制调整、组织形式和幕僚关系三方面看，特朗普政府的表现均很糟糕。

“裂痕美国”不仅导致美国国内的社会矛盾和政治僵局，它对整个世界的外溢效应也在逐步显现，特朗普政府在国际事务上的单边主义、霸凌主义实际上是“裂痕美国”的外化。学会如何更好地与“裂痕美国”打交道，是当下和未来处理中美关系的突出挑战。

2015年的伊朗核协议标志着有关各方以外交谈判的方式实现了阶段性“止损”，对于这个决议，应该反思的不是能否谈判一个“更好的协议”，而是“早干嘛去了？”就此而言，“更好的协议”与其说是真实的可能，不如说是特朗普的幻觉。未来几个月内，伊朗核问题不太可能有积极进展。如果特朗普连任，也不必期待什么“更好的协议”。

如何构筑一个未来的民主党，如何面对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的白人、在诸多议题上其实支持温和保守立场的非裔以及完全可能松动的拉美裔，如何将这些群体容纳在民主党之下，这是哈里斯们所要面对的挑战。目前最为显而易见的途径当然就是“身份政治”，但这可能是一条巩固政党构造但却加剧解构国家的不归之路。

两次担任国家安全顾问本身就说明了斯考克罗夫特在美国最高官场上的过人之处。在2016年大选结束后，尽管不看好特朗普，斯考克罗夫特依然召集美国外交界的建制派人士，号召他们应该捐弃党派成见，为国家服务。然而，特朗普宁肯任由大量职务空缺，也不会任命批评过他的人。如今，在“美国第一”政策的肆虐下，斯考克罗夫特的去世更仿佛预示着美国外交的“美好旧时光”一去不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