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对伊朗的攻击是美国首次将网络攻击作为报复他国的政策工具。美国这样做将给网络空间的和平与稳定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损害了各国在网络安全上的互信。网络攻击不应成为一个毫无顾忌的军事选项，美国应当谨慎看待这种做法的成本和后果。

尽管当前美国年轻人对现状不满，而且很多年轻人也进入政坛。不过，由于年轻选民的占比不高，再加上年轻人对总统大选影响有限，其政治能量也不宜夸大。今后不管美国政治生态如何变化，年轻人的不满、和其诉求都需要美国决策层做出回应。作为美国左翼力量的一支生力军，其将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影响美国政治。

长臂管辖权最早始于美国，为了扩大自己的管辖权，美国法律规定其法院在判断能否对一个涉外民事案件行使管辖权时，可以适用“最低限度联系”原则，即认为涉外民事案件中只要有任何因素与美国有关，就与美国有最低限度的联系，美国法院就可以主张管辖权。长臂管辖具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本质是域外管辖权，是美式霸权；第二，“最低限度联系”；第三，不可预见性与随意选择性。在实践中，美国337条款、《反海外腐败法》、美国出口管制法是长臂管辖的法律基础。

现行“基于规则的秩序”的主导者是来自基督教文明的欧美国家，来自其他文明的国家只是参与者与接受者。现有秩序体现的是基督教文明国家的价值观，有利于它们“吃肉”，但也适当兼顾了其他文明国家的价值观，它们参加这些规则后也能“喝汤”。因此这个秩序能持续几十年。现在，新兴经济体已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贡献者，他们也要求“吃肉”。那么，现有的秩序能适应这种变化么？

特朗普政府在此次伊朗危机中暴露出了政策制定上的重大问题：总统要通过媒体来暴露自己和下属在政策上的分歧；而且总统让下属“绑架”到了命令已发出的地步。这似乎说明，当前美国国家安全决策机制已“劣化”到了危险的程度。而且考虑到选战已至，临阵换人可能性不高。就此而言，美国国安决策机制的混乱还将继续延续，短期内不会“触底反弹”。

由于各项经济活动都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出口的下降和进口成本上升将直接导致美国企业盈利能力减弱、消费者收入减少，增加失业率；公司业绩不理想和预期变差又会使投资者离场，导致股市的下跌；股市下跌后，国际资本从美国流出，进一步减弱美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美国经济如果过早进入下行周期，不仅将对全球造成拖累，而且对明年的总统大选也将产生巨大影响。

实际上，特朗普明知道“世纪交易”必然会失败，还下大力气推动，就是要留下历史遗产。从特朗普的角度看，“世纪交易”一经公布就已经胜利了。它或将终结“两国方案”，开启“一国方案”时代。对于巴以问题而言，这种转变不可谓不大，不能说不可怕。

如何与“生病”的美国打交道？一是认清“美国问题”的实质。二是客观全面审视美国。三是跳出“美国即世界”的思维陷阱。四是把握节奏、保持战略定力。五是超越“争斗和零和”的美式思维和行为方式。六是团结美国之外的多数国家，为人类发展开辟更广阔的舞台。

中国的发展来源于中国自己的改革开放；中国与美国关系的变化，无论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也主要是因为中国自己的改革开放；中国要适应、解决与美国的关系问题，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也要通过继续深化、强化改革开放来解决。在全球化时代，参与而不是自我保护，是规避风险的最好手段。在与美国行政当局的霸凌行为坚决斗争的同时，注意与美国和国际社会中“沉默的大多数”形成共识，是稳住中美关系、改善自身国际环境的一个好手段。

焦虑中的美国精英在国际舞台上变本加厉地发挥美国外交政策中的霸凌主义，给本来就并不太平的世界带来新的安全威胁，也让尚未复苏的全球经济再度蒙上阴影。面对这种情况，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需要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一方面并不惧怕其种种无理的霸凌行为和外交讹诈，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斗争；一方面则要坚持做好自己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