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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灿荣等:疫情加剧“美国病”
发表时间:2020-12-30 16:54 来源:国际网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肆虐,对全球经济、政治格局的冲击极为深远。同时,适逢美国大选年,美国社会诸多埋藏已久的矛盾在美国各方政治势力的挑动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以更加剧烈的态势爆发开来。尽管拜登上台后的中美关系会出现一定缓和,但中美关系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不会转移。我们仍应抓住机会,尽力改善两国关系。

2020年是注定要载入史册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肆虐,让世界卷入了一场“非传统安全世界大战”,对全球经济、政治格局的冲击极为深远。其中,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许多人的印象里,其本应凭借超强的综合国力,为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作出贡献与表率。但现实却与之相反,在美国政府上下、议院左右、商界内外的一系列“操作”下,美国成功地拔得了“累计确诊人数第一”(超1800万)、“累计死亡人数第一”(超30万)的双“头筹”。

同时,2020年正值美国四年一度的大选年,美国社会诸多埋藏已久的矛盾在美国各方政治势力的挑动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以更加剧烈的态势爆发开来。考虑到共和党在参议院、州议会、联邦最高法院的优势,以较小优势胜选的拜登,可能在其第一任期便成为弱势总统。

金融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发展加速背离

冷战结束后,美国开始了经济脱实向虚的进程,直至1993年之前,美国的金融资本市场依然是围绕着实体经济来运转的。但此后,除了一部分通讯、医疗和科技领域的产业,其传统制造业纷纷向外国转移,美国本土几乎再没有一家硬件制造业公司上市,金融资本市场成为了美国财富的主要来源,美国的金融资本市场开始与其实体经济的发展产生背离。

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的全面暴发与蔓延,使得恐慌和焦虑情绪迅速扩散到经济金融领域,进而令美国金融资本市场遭受重创。美国股市历史性地在2020年3月份的两周内四次触发熔断机制,其金融体系受到的冲击甚至超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

为了稳定金融资本市场并重振实体经济,避免股市熔断引发的市场恐慌演变成实质性的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出台了力度空前的经济刺激方案,其放水规模远超以往。

货币政策方面,美联储紧急推出宽松货币政策,从而向市场注入巨额流动性。在2020年3月3日和3月15日,美国两次宣布降息,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下调至零;2020年3月26日起,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降至零;2020年3月16日,美联储宣布推出新一轮7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QE)计划;2020年3月23日,美联储启动“无上限”QE,宣布将资产购买速度提升为每天1250亿美元,且按需购买不设上限。截至2020年7月,美联储在公开市场购买了总计超过2.8万亿美元的国债与抵押支持债券(MBS)。

财政政策方面,美国自疫情暴发以来,共实施了四轮刺激政策,总额超过2.7万亿美元。第一轮财政刺激计划是2020年3月6日发布的《冠状病毒准备和响应补充拨款法》,总额83亿美元。第二轮财政刺激计划是2020年3月18日发布的《家庭优先冠状病毒应对法》,总额1040亿美元。第三轮财政刺激计划是2020年3月27日发布的《冠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总额2.2万亿美元。第四轮财政刺激计划是2020年4月23日发布的《薪资保护计划和医疗保健增强法》,总额4840亿美元。至于第五轮,也即《健康与经济复苏综合紧急解决方案法》则尚未尘埃落定。

这些“猛药”性质的经济刺激政策虽然短期内能暂时化解金融资本市场的暴跌与流动性危机,但却无法解决美国经济的深层次矛盾,其负面效应也在加速显现,具体体现在几个方面:

其一,在美联储直接购债、零利率和“无上限”量化宽松的共同作用下,美国企业债融资规模呈爆炸性增长,疫情初期企业融资压力得以减缓,但刺激政策治标不治本,美国的企业运作基本面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美国企业债市场风险的“灰犀牛”特征却日益凸显。

其二美联储几轮量化宽松进一步催生了美国股市泡沫,其股市的虚假繁荣与经济严峻现实之间形成了一种完全相悖的反差画面,美国股市愈发成为了其国内富裕阶层谋取利益的“自留地”。

其三,美联储宣布暂时准许大型银行在计算资本金占比时不必将某些资产计入,这变相降低了对银行的资本金准备要求,允许银行利用手头现有资本发放更多贷款或收购更多资产,使得银行可能进入高风险项目,从而增大系统性金融风险。

其四,刺激计划将美国财政赤字推至新高,美国面临巨额债务压力。2020财年前九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已达2.7万亿美元,达到了历史新高。

其五,3月下旬以来,美联储释放的流动性使美元一直承受着巨大的贬值压力。为稳定经济,美联储加大印钞量。到了6月份,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已从3月初的约4万亿美元升至7.2万亿美元,增幅超3万亿美元,超过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即英国的总产值,从而使美元作为国际通用货币的信用严重受损。

政治衰败积重难返

2020年底,美国大选基本尘埃落定。回首这场特朗普与拜登之间的激烈选战,可以看出美国政治衰败积重难返。

首先,总统选举中出现了显著的老人政治倾向,或称逆向代际更替。

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68岁的希拉里和70岁的特朗普分别赢得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提名,成为美国20世纪以来民主党最年长和共和党第三年长的提名人。而后特朗普的最终获胜,也使其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长的总统。

2020年总统选举的初选阶段,民主党内热门程度最高的四位候选人年龄都超过了70岁:桑德斯和布隆伯格78岁、拜登77岁、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沃伦70岁,而获胜的拜登将超越特朗普创下的纪录,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长的总统。43岁的肯尼迪、46岁的克林顿、47岁的奥巴马,回望美国历史,其中不乏这些壮年时期成功胜选的美国总统。他们激情洋溢、充满活力,美国年轻人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希望,找到了信心。可现在,面对这两届越来越年长的总统候选人、提名人,美国年轻人心理落差很大。

其次,由于深陷结构性经济困境,美国年轻人的政治倾向愈发激进。

美国媒体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2020年美国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高于全国平均失业率,这是近20年来的第一次;在已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中,超过40%的所在岗位不需要本科学历,并且每8个人中就有1个人的岗位年薪不超过2.5万美元;与30年前相比,排名后50%的新近大学毕业生的中位收入减少了约10%。

在本科文凭的含金量迅速降低的同时,美国大学教育的费用却在急剧增长,以至于大多数大学生在毕业时负债累累。据统计,全美大学生的债务总额高达1.6万亿美元。

因此,尽管桑德斯两次竞选民主党总统提名人均铩羽而归,但其所宣扬的“美国特色社会主义”却受到了年轻选民的坚定支持。这种年轻人政治倾向愈发激进的现象不仅反映了全球化时代美国年轻人所面临的结构性经济困境,同时也体现了美国政治的阶层固化。

再次,身份政治愈演愈烈导致美国社会陷入空前分裂的境地,随之而来的政治极化在双方阵营催生出大量极端主义政治暴力团体,进而导致暴力冲突频发。

身份政治作为一个政治学概念意指基于族群、宗教、性取向等要素所形成的少数群体为争取自我权益以及被主流群体公平对待而发起的抗争运动。兴起于上世纪60年代的女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民权运动等皆属于身份政治的范畴。2020年5月,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弗洛伊德之死”事件引发了席卷全美并持续半年的反种族歧视大规模骚乱,就是非裔美国人追求种族平等的身份政治运动。

与之前类似运动所不同的是,这次抗议引发了一场全美范围内拆除涉嫌种族主义的历史人物雕像的运动。如此,这场运动演变成为了非裔美国人对美国历史的清算,这极大地刺激了本就长期不满于自由派所作所为的白人群体,再加上以民主党为核心的自由派多年来所制定的一系列对白人的逆向歧视政策,白人迅速建立了属于自己的身份政治认同,并极大地加强了内部团结。紧随“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而兴起的“白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皆是白人身份政治认同集结的具体体现。

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催生国内政治暴力。特朗普当选以来,隶属不同政治光谱的极端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左翼的有“反法西斯行动”,右翼的则以“骄傲男孩”为代表。

展望拜登胜选后的中美关系

在拜登成功当选的情况下,有这么几点是可以确定的:

其一,拜登及其团队作为传统的美国政治精英,相较于行事风格比较鲁莽的特朗普政府,其政策在专业性、分寸感方面将会有提升。

其二,拜登在第一任期之内就可能是个弱势总统,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受制于共和党占优势的联邦最高法院、参议院、州议会的掣肘,另一方面更是因为特朗普背后的7400多万张选票时时刻刻都在提醒他,美国正处于一个空前分裂的社会状态。

其三,无论美国政权如何更迭,美国两党的政治精英已然将中国定义为“主要对手”甚至是“唯一的长期对手”,这种情况在一定时期内将不会发生改变。

综上,拜登时期的中美关系应该会在气氛上出现一定的缓和,但需要认识到,美国认为中美关系存在结构性矛盾,这是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我们仍应抓住机会,力争在可能的范围内,尽力改善中美关系。

(作者金灿荣、石雨松均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人员,文章转自《瞭望》)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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