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小多边机制的“魏玛三角”自身也存在问题：政府更迭带来不稳定和不确定性；三国的世界观和战略观存在差异；缺乏机制上的约束。因此，在这些复杂背景下，被欧洲舆论寄予厚望的“魏玛三角”能否成为欧盟的新引擎？目前来看只能说是有潜力但不确定，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和现实检验。

乌克兰希望此次峰会能够创造历史，成为乌克兰实现和平的里程碑，但和平峰会实际成效有限。它并未形成明确和平路线图，多国对联合公报态度不一，甚至部分国家退出签署。俄方作为乌克兰危机中的另一方未受邀参会，称峰会取得“零成果”。中方始终坚持国际和会应具备“俄乌双方认可、各方平等参与、对所有和平方案进行公平讨论”这三个重要要素，否则难以为恢复和平发挥实质作用。目前战事仍在继续，乌克兰实现持久和平尚有充满荆棘的路要走。

历史上，“共和阵线”多次成功抵御极右翼威胁，但如今面临内部裂痕和外部挑战。极右翼国民联盟通过策略调整与形象重塑，减少了极端色彩，获得更多支持。同时，新人民阵线与执政党间的矛盾为极右翼提供了可乘之机。面对国民联盟在第二轮选举中的潜在突破，执政党阵营选择支持中左翼以对抗极右翼，与过去共和党策略形成鲜明对比，此举或成为法国政治的关键转折点。

马克龙解散国民议会旨在逼迫选民在传统政党与极端政党间作选择，逼迫其他政党尤其是传统政党不要作壁上观，要在极端政党对执政党的攻击中作出协防。这是马克龙孤注一掷的预期，也是当下比较好的结局。但选举政治最大的确定性就是其结果的不确定性，结果只能由法国选民来决定。同时，极右翼的发展也警示法国，要注意防范全球化和欧盟一体化的弊端，注意关注和吸纳极右翼选民的诉求。自掘坟墓还是断尾求生，马克龙将选择权交给了法国选民。法国走向何方，取决于法国选民的智慧和选择。

尽管未来法德之间的分歧难以根本消除，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地缘包围圈紧缩恶化的前提下，两国基于自身利益考量，或主动或被动调整内外政策，由此产生的新分歧、新矛盾甚至可能呈现多点爆发的局面，但总体而言这属于内部矛盾，是维护欧盟整体利益路径和方法上的不同，合作仍将是德法关系的主轴。

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先后爆发，深刻改变欧盟地缘政治经济环境。欧盟内外挑战日益严峻，经济低迷不振，内部分化和矛盾增大，安全困境加剧。重重压力下，欧盟相关政策发生较大调整变化，经济上加大政府干预，政治上加强内部统合，安全和对外关系上强化地缘政治竞争。欧盟政策调整对中欧关系产生冲击和影响，突出体现在其对华政策上的矛盾性和摇摆性增大，消极因素有所增加。中欧关系虽然变得更为复杂，不确定性增多，但双方务实合作、彼此成就的大方向不会改变。

G7领导人峰会已落下帷幕，峰会虽在相关议题上达成一些共识，公报也十余次强调“团结”“一致”，但实质性、机制性成果不多，这反映出G7国家的各自苦楚，尤其在美国大选、欧洲右翼、南北合作上的多重合作阴影。

菲佐可谓是斯洛伐克1993年独立以来最成功的政治家。在今年4月举行的总统决选中，菲佐牢固控制了斯洛伐克立法和行政权力，对反对党及其选民造成了二次沉重打击。再加上其内外政策调整引发争议，以及国内社会两极分化严重，这些都是袭击事件背后的原因。今后，斯洛伐克政治文化能否从对抗走向和解，还有待观察。或许，康复后的菲佐总理能对未来斯洛伐克社会紧张局势的缓解和政治文化的改善发挥关键作用。

七国集团将此次峰会视为展示其维护国际秩序、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联系的机会。邀请众多发展中国家参加，侧面反映出当前全球面临共同挑战较多，背后隐藏的是七国在地缘政治和经济安全上的考量和复杂博弈。尽管摆出如此大的阵势，但由于正当性缺失，全球治理无能，陷入“自我否定”困境，美国媒体称此次峰会为“最弱”峰会。也许它是迄今为止“最弱”的一届峰会，但照此势头发展下去，G7峰会可能更弱。

马克龙在巴黎奥运会临近之时决定举行议会选举，且其所在政党并无十足胜选把握，国际舆论称其是“政治豪赌”。对他来说，提前举行国民议会选举是其权衡利弊后做出的应对政治危机的选择。无论前景如何，其率领的复兴党必然会被进一步削弱，马克龙也将在未来三年中面对更多的挑战与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