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极右翼/右翼势力的崛起难以避免。不过，由于极右翼/右翼政党“族系”复杂庞大，不同国家的政党各有特征，同在右翼谱系内也有温和、激进甚至极端之分。所以，随着它们在欧洲各国内部和欧盟层面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这种“量变”的积聚会否引发“质变”或引发怎样的“质变”，还有待观察。

欧洲议会选举近日将举行，虽然目前欧洲各国政治集体小幅右转，但欧洲主流政党仍能守住政治中间地带。面对中美博弈态势和美国政治的不确定性，下一届欧盟机构的地缘政治意识或将持续上升。这无疑将对中欧关系带来一定影响。欧盟可能强化对华经济安全策略，加强监管规制，同时谨慎处理中美复杂关系。在欧洲关键大选年，中欧合作面临新态势和新挑战，同时也会迎来新机遇。欧洲可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应对地区冲突等领域推进同中国的合作。

马克龙有意通过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凝聚人心、同向发力，补强安全短板、提升经济竞争力，重振民主雄风，总体看取得一定成果。德法两国皆有意淡化矛盾，团结应对欧洲发展面临的重重挑战，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欧洲目前所遭遇的困境及德法分歧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结构性根源，未来德法仍需不断相向而行，以更多包容、更大智慧共同勾勒“不朽的欧洲”。

《移民与庇护公约》是欧盟在权衡各种现实压力和要求之下的无奈之举，但它的通过标志着欧盟在移民与庇护政策这一极富争议同时又亟须解决的政策领域弥合了内部分歧、达成最小共识，新规从出台到实施还有两年时间，未来有望使部分移民止步于外部边境，缓解欧盟面临的非法移民形势。同时，尽管欧盟移民与庇护政策改革的成败有待观察，但公约在今年上半年通过，更多是向6月欧洲议会选举的选民释放信号，即欧洲宽容的“欢迎文化”已成历史，欧盟正在收紧移民与庇护政策的管控。

当前，欧洲正步入权力轮替的大周期，选举政治迎来新高潮，在经济滞胀、周边冲突的影响下，在美国“榜样”、技术下沉的催化下，欧洲政治极化可能滑入极端化的陷阱，暴力政治的联动、泛化甚至外溢的风险急剧上升，未来欧洲能否维持长久的和谐、和平，已成为摆在欧洲政治家面前的现实课题。

虽然美国及欧盟援乌法案的落地无力改变年内俄乌之间的僵持局面。但美国和欧盟在援乌法案问题上相互协同，美国及其盟友展现了政治凝聚力，改善了跨大西洋联盟矛盾不断的局面。同时，美欧援乌法案的通过也喻示全球军备竞赛进程陡然加速。有鉴于此，俄乌都在为打“持久战”做准备，未来只有冲突双方意识到无法靠军事手段分出胜负，且国内民意发生重大改变，它们才有可能转向政治调停。鉴于调整的结果是临时停火，这种停火虽冻结了冲突，但也留下在较低暴力水平上重新升级的可能。

斯洛伐克总理遇刺某种意义上是近年来欧洲极端政治暴力事件激增的一个缩影。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欧洲经历了一系列危机，安全担忧加重、不平等现象加剧和生活水平下降等因素导致极端政治观点变得愈发流行，包容性和宽容等价值观受到挑战。同时，相较几年前，欧洲政治中政客发言时言辞强硬、把政治对手妖魔化、攻击性增强等趋势愈发明显，此次事件的一大根源就在于此。此次事件再次给欧洲从平民到政客敲响了警惕政治暴力极端化的警钟。

F-16的到来也许会在一定程度上让乌空军抵消掉俄军的部分优势，让俄空天军和地面防空部队承受更大的压力。但西方的战机援助数量并不大，乌克兰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训练出大量合格的战斗机飞行员。当前这种艰难且煎熬的战局，不会因为一两件新武器的入场就发生颠覆性的变化。

佩列格里尼当选总统后，斯洛伐克总统、议长、总理都来自同一执政联盟，这无疑将巩固菲佐总理的政治地位，为其在国内改革提供了便利。此外，乌克兰危机爆发第一年，斯洛伐克大力援乌。但菲佐上台后，立即停止对乌军事和经济援助。未来，鉴于佩列格里尼将保持菲佐的对乌政策，乌将失去在北约和欧盟的部分支持，同时，这也不利于乌与俄长期对峙。被视为“亲俄政治家”“民粹主义总理菲佐亲密盟友”的佩列格里尼的胜选引发了各界对斯洛伐克“去欧洲化”走向的关注，更突显欧盟和北约内部的分化。

德国“金牛座”巡航导弹射程远，精度高，威力大。乌克兰多次向德国申请提供，但德国举棋不定。从中可以反应德国的矛盾心态。一方面，随着俄与西方裂痕不断加深，德需要乌在第一线抵御和消耗俄，因此向乌提供各种援助。另一方面，德又不愿涉入过深，因此在提供远程精确武器上犹豫不决。不过，未来只要俄与西方对立持续，“金牛座”这类武器加入战场的可能性就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