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的发展趋向表明，欧美实力差距越拉越大，美国越来越强，欧洲相对而言则越来越弱。

从2010年到2023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累计增长率达到34%，而同时期欧盟只有21%，欧元区则只有18%。预计2024年，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2.8%，达到29.17万亿美元；欧盟将增长1.1%，达到19.4万亿美元，美国是欧盟的1.5倍多。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计算，美国已经是欧盟的两倍。

1999年，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71%，欧元只占17.9%；到2009年，也就是欧盟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前一年，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比例下降到62.15%，欧元上升至27.70%，这是欧元占比最高的时刻。在美国滥用制裁及长臂管辖的背景下，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比例开始下降，到2023年底时下降到59%，但同期欧元占比也下降至19.58%。从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来看，欧元近年来相对于美元的地位也在持续下降。

从市值来看，当前美国最大的七家科技公司苹果、谷歌、微软、亚马逊、Meta、英伟达、特斯拉的总市值是欧洲七家最大公司总市值的20倍。过去十年来，美国主要科技企业的年均收入增长率是27%，而欧洲仅增长10%。过去12个月，美国七家主要科技企业收入共17200亿美元，而欧洲七家最大企业收入仅为1330亿美元。欧洲的数字市场基本上为美国高科技企业所垄断，谷歌、亚马逊等美国企业在欧洲的垄断性地位与在美国一样，尽管欧盟和成员国的监管机构对美国这些高科技企业实施了诸多罚款措施，但由于欧洲没有自己的替代性企业，这些措施对美国高科技企业的垄断性地位可谓毫无影响。随着欧美经济差距的拉大，欧美科技上的差距还可能进一步拉大。

在军事方面，从2008年到2021年，美国军事支出从6560亿美元增加至8010亿美元，欧盟27国加上英国仅仅从3030亿美元增加至3250亿美元。更严重的是，美国在新防备技术上的投资是欧盟所有成员国加起来的7倍还多。国防支出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欧盟的问题是，难以统一成员国的国防采购，难以形成比肩美国的军工综合体，难以在经济困难、生活成本危机加大的情况下大幅增加国防预算。欧盟国家的国防采购资金大多流向了美国，而不是留在本地，这从长期看将进一步增强美国军工联合体，降低欧盟军工企业的竞争力，从而进一步拉大欧美军事差距。

在欧美实力差距拉大的同时，欧洲对美国的依赖也在增大，特别是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更是形成对美国的全方位依赖。

一是安全上的依赖上升。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重大决策都出自华盛顿，美国决定向乌克兰输送何种武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武器，美国决定是否继续援助乌克兰，美国也决定是否让乌克兰加入北约。欧洲国家大幅增加军费，但大量经费用于购买美国武器，这与其说是为了增强本国军事能力，不如说是为了迎合讨好美国。

二是能源上形成新的依赖。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来自俄罗斯管道天然气的进口急速下降，占欧盟进口总量的比例从2021年的40%下降到2023年的约8%，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包括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一起，占欧盟天然气进口总量则下降到约15%。与此同时，来自美国的天然气占比则急剧上升，美国因此成为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生产国。2023年，欧盟进口了约1200亿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美国几乎占到一半，相比2021年，增长3倍。

三是市场依赖上升。从2013到2023年，欧盟对美贸易一直享有顺差，2013年为810亿欧元。2023年，欧盟对美出口5020亿欧元，占欧盟全部出口总额的19.7%，顺差为1580亿欧元。未来，随着俄罗斯市场的进一步丢失以及欧盟“去风险”战略的推进，美国市场对欧盟的重要性还将继续凸显。

此外，欧洲在资本、科技等领域对美国的依赖也仍然是有增无减。欧洲任何大型的并购以及首次公开募股几乎都要依赖美国的投资者。欧洲没有自己的操作系统、没有自己的搜索工具、没有自己的社交软件，这些都是依赖美国。

欧美实力差距和不平衡加大引发了欧洲的焦虑，包括对欧洲可能成为美国“附庸”的担心。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事关自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如阿富汗撤军、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协定、《通胀削减法案》等，欧洲越来越多地向美国妥协，而无法有效捍卫自身利益。

欧洲更多地迎合拜登政府，当然也有自己的盘算，一是希望美国更多考虑到欧洲的安全利益，特别是在乌克兰问题上与欧洲团结一致；二是希望借力美国走出经济困境；三是希望美国能继续发挥世界的领导作用，维护西方整体利益。

但在特朗普第二任期，欧洲的盘算可能落空，甚至可能陷入想做“附庸”而不得的困境。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视欧盟为“敌人”，对欧盟钢铝产品加征关税，退出伊核协定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在全球秩序及价值观等重大问题上与欧盟格格不入；特朗普在2024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就欧洲安全、北约、乌克兰危机以及贸易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令欧盟非常担忧的看法和观点，比如“鼓励”俄罗斯入侵国防开支不达标的北约成员国，24小时内结束俄乌冲突，对美国所有进口产品加征关税等。鉴于特朗普相对于其首次当选时的强势地位，欧洲有理由对自身未来及跨大西洋联盟前景感到担忧。

一个难以忽视和否认的事实是，对欧洲来说，美国未来将更不可靠。特朗普再次上台，而且是以巨大优势上台，让欧洲得以更清楚地认识到美国国内经济、社会、政治层面发生的巨大变化，即特朗普并不是一个特例和暂时现象，而是代表了某种长期趋势。特朗普是美国经济、社会、政治变化的产物，但其持续推动的“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则反过来将进一步推动这种变化，未来特朗普任期虽然只有四年，但美国的变化仍将持续。

欧洲可以期望美国政府更迭会带来不同的对欧政策，但过去的那个美国、过去的那种跨大西洋关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事实上，美国对欧政策的变化并非始于特朗普上台，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就已经开始，即使是被视为亲欧的拜登政府，在从阿富汗撤军、工业政策、“奥库斯”（澳大利亚、英国、美国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等问题上也都无视了欧洲的利益。即使是最为亲美的波罗的海国家、北欧国家，未来也将发现很难说服自己完全相信美国、依靠美国。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国家抱团的压力可谓前所未有。一方面，欧洲必须应对一个没有美国的外部环境和世界，比如乌克兰问题，与俄罗斯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欧洲还必须应对美国可能给欧洲带来的挑战、破坏性影响甚至威胁，比如关税问题，破坏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刑事法院、联合国等国际机制和国际规则的问题，对欧洲国家的制裁问题等等。美国可能不再支持乌克兰，可能撤出欧洲，未来甚至退出北约，退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及其他国际机制和组织，要求欧洲交更多的保护费，向欧洲加征关税，等等。这些都是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可能发生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欧洲应该如何应对，成为当下欧洲面临的首要任务。

欧盟27个成员国均属中小国家，无论是支持乌克兰、保护本国企业，还是加强防务、维护国际多边主义秩序，单个国家即使是法、德这样的国家也难以做到，所以，欧洲国家必须推进一体化，加强团结和协作，推进战略自主建设，在安全、科技、金融、外交政策等方面形成不同于美国的独特的国际角色。

当然，欧盟推进战略自主也仍将面临诸多挑战，其中，美国是最大的外部制约因素，可以预见，美国将充分利用其对欧洲国家的影响力，防止欧洲战略自主建设特别是安全与防务领域战略自主建设出现实质性进展。

综而言之，未来欧盟一方面将努力提升战略自主能力，避免完全沦为美国的附庸；但与此同时，只要不对欧盟自身利益造成严重损害，也将尽量迁就、迎合美国。因此，未来欧盟对美政策将具有很大的摇摆性和矛盾性。欧盟的战略自主进程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的政策取向和激进程度。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文章转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