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德国国内在对华政策上出现两种声音：一是加强合作，二是减少依赖、限制合作，中德经贸关系的不确定性加大。然而，促进对华出口，加强在中国的经济存在，仍是德国发展双边关系的主要动力。中德均是国际秩序的构建力量，两国应妥善处理制度差异，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共同抵制阵营对抗和泛意识形态化等因素的干扰。

俄乌冲突仍在持续，不知何时也不知会以何种形式结束，但可以确定的是，无论结局如何，欧俄互补性的能源与经贸关系已经回不到过去，乌克兰将长期成为欧盟难以承受的巨大负担，欧洲的经济、地缘安全环境也难以改善。同时，新的危机正在形成，欧洲大厦的根基或将再次动摇。希望欧洲能够克服内部纷扰，加强战略自主，以更为开放和包容的态度看待世界，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劝和促谈。尽快结束俄乌冲突，这对世界，对欧洲都有利。

2023年，中法关系的机遇和挑战并存。尽管法国对美政策的可能调整避免了法国在“选边站队”时偏向美国，但法国在对华政策上或将依然延续近年来的两面性特征，即在经贸领域对华诉求不断加深，夯实其实现“战略自主”并领导欧盟构建足够的经济实力基础；而在政治上，要完全搁置争议在当前欧盟和法国内部舆论氛围中并不容易落实。同时，在全球治理领域，法方希望与中方开展更多的更务实的合作，预计法国将在所谓“规训”中国全球行为与和中国开展全方位合作的矛盾中寻求某种平衡。

拜登政府自执政以来一直致力于在“新大西洋主义”原则下修复对欧关系，协调欧盟与北约关系，拉拢和推动两大组织服务于美国护持全球霸权的各类行动。总体来看，《欧盟—北约合作联合宣言》的内容回应并接受了美国近期在新版《印太战略报告（2022）》《国家安全战略（2022）》等多份官方战略文件中提出的诉求。但从中长期来看，欧盟与北约的合作存在着两大障碍。

法国成为首个参加APEC会议的欧洲国家，受到欢迎的马克龙在曼谷会议主要传递以下信息：一是积极介入，以捍卫法国在“印太”地区的利益。二是力求平衡，以凸显法国的独特影响。三是打破常规，以提升法国的大国地位。

兰布雷希特辞职的根本原因是，德国在乌克兰危机中做出的雄心勃勃的“时代转折”承诺与其安全政策兑现能力之间存在巨大落差。然而，国防部易帅能否让德国的安全和防务作为更加“积极”，仍有待观察。毕竟，德国安全政策转型还受到社会规范、制度和现实因素的制约。即使盟友不断施压，德国仍有自己的考量。

乌克兰危机是冷战结束以来对欧洲冲击最大的地缘政治事件，将极大影响欧盟发展前景，包括显著改变欧盟的经济发展和运行逻辑，给欧盟带来相比此前的债务危机等危机更为严重的长期性影响；打断了欧盟战略自主建设进程，让本已不被看好的战略自主前景更加黯淡；在给一体化带来新动能的同时，也强化了欧盟内部业已存在的阻碍一体化发展的负面因素。乌克兰危机将进一步削弱欧盟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加速欧盟在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的边缘化进程，也可能扼杀其成为世界一极的地缘政治梦想。这不利于世界的多极化、不利于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当然，这一切并非必然，如果欧盟能对乌克兰危机的教训进行正确的反思、能够团结一致、能以更为开放和包容的态度看待世界，也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从脱离南斯拉夫的新独立国家到成为欧盟成员国，再到加入欧元区和申根区，克罗地亚这个仅有390万人口的东南欧小国实现了“回归欧洲”的历史夙愿。此外，加入欧元区和申根区也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独特的机遇，但能否有效把握机遇实现对欧盟富裕国家的经济追赶和自身长治久安，取决于该国能否制定明智的政策，提出富有远见的长期战略。

最近一次德国大选，没有一个政党的得票率达到三成，创下战后德国政治新低。传统两大全民党与众小党的实力消长更加明显，众小党得票率首次超过全民党，其中绿党、自由民主党和选择党均得到了一成多的支持，且未能越过选举门槛的议院外政党的得票率也高达9%。可见，德国政治结构呈现出空前碎片化的局面，极化多党制已经成型。

波兰在德国的二战赔偿问题中地位尤为特殊。这不仅是道义问题，更因为两国之间的战后秩序安排在国际法层面上存在很多模棱两可之处：一是战争赔偿问题，二是领土和边界问题，三是两国从二战到当下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延续性问题。目前尽管德国单方面宣称已最终解决了二战问题，但这在国际法上并非无懈可击。可如果让德国完全抛弃此前的立场，再度与数十个二战交战国重启战争赔款谈判，并重启有关领土和边界的讨论，也不现实。因此，德波争端的解决还需要回到道义的立场，寻求政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