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马克龙自己声称其“派兵”言论属于“战略模糊”，其主要目的应在于对俄形成“威慑”效应。同时，法国也希望对乌克兰构成“安慰、鼓励、支持”效应，并对盟友构成“施压”或“激励”效应。至于“派兵”能否实施，目前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派兵”作为一个可能选项，未来大概率会停留在口头上。不过，尽管派兵希望渺茫，但这番言论至少能让欧盟突破禁忌、甩掉包袱，加速加大对乌军援。

防务一体化是欧洲战略自主的核心内容。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自认面临严峻的地缘政治威胁，鉴此，欧盟将提升防务能力定位为“欧盟战略的当务之急”。同时，为扭转在军事贸易中与美国之间的“不平等”，欧盟力图打造自主防务产业链。目前，欧盟积极推进欧洲共同军备采购市场建设，并对军工企业进行重新布局和整合，已取得诸多成果。不过，由于欧盟主要成员国对加强防务产业合作的目标和意愿不同，再加上各国对本国军工企业与市场的保护严重，欧洲防务市场总体上呈割裂状，无法形成聚合效应，这给防务工业合作前景带来诸多不确定。

瑞典长期奉行的中立政策实际上是种“障眼法”，冷战后，瑞典与美英等国迅速发展防务关系，实质上已经脱离了中立和军事不结盟政策。俄乌冲突爆发，给瑞典“入约”提供了最佳借口。瑞典不顾一切加入北约，进一步挤压了俄罗斯的战略生存空间，降低了自身参与战争的门槛，掏空了战略自主空间，未来北约一旦与俄发生冲突，身在前线的瑞典必将成为牺牲品。同时，瑞典入约将导致北约与俄对抗进一步加剧，并抬升欧洲发生核冲突的风险。

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加速了欧盟力量格局的调整变化，具体表现为：德国地位和影响力下滑，欧盟内部“大西洋派”势力上扬，欧委会实际权力增大。这些变化将增大欧盟内部纷扰，弱化欧盟国际地位和影响力，降低欧盟对华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德法在援乌问题上的矛盾加剧，既凸显了两国应对乌克兰危机的策略分歧，也充分反映出在美国援乌“心猿意马”，欧盟援乌“疲态尽显”的背景下德法“领导权”之争。长远看来，德法皆难单独扛起领导欧盟的重任，维护欧洲地区和平和稳定仍需要德法轴心齐心合作。德法矛盾公开化不仅无益于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也将进一步弱化欧盟的复苏前景与国际影响力。

近年，欧洲对推进“战略自主”的关切已超越了最初的安全与防务领域，将其内涵扩大到实现能源自主、维护经济主权、保障产业链与供应链的自主与安全等其他领域。但由于能力与预期间的鸿沟，宏大的计划反模糊了欧盟的战略重心。乌克兰冲突暴露了欧洲在安全问题上的能力不足，凸显美国在冲突中的领导地位和对欧洲安全的意义，以及“欧洲战略自主”概念的过时。面对美国大选的不确定，欧盟考虑把欧盟军火工业转向“战争经济模式”，但这对欧盟的安全与防务一体化的受益有限。未来欧洲安全与防务发展前景微妙：一个缺乏美国的欧洲安全结构对欧洲不可想象，但欧洲却又不得不盘算着设计一个没有美国的欧洲安全体系。

对瑞典来说，加入北约意味着正式结束恪守了两百余年的“军事中立”政策。对北约来说，这是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为高光的时刻。但同时，瑞典入约也将美欧与俄的矛盾推向新阶段，欧洲安全格局失衡的态势进一步加剧，安全形势面临着高度的不确定性，局势或朝不可控的方向发展。

马克龙的“派兵论”并非一时口快，其背后盘算一是传递对乌坚定支持，二是以“模糊战略”威慑俄罗斯，三是在欧洲领导权上试探盟友，四是打“乌克兰牌”阻击“国民联盟”。就现实而言，马克龙的“突破”一定程度上仍停在口头，但他引发的此轮风波证明西方内部确实讨论了加大介入的问题，这无益于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各界普遍认为，“派兵论”一定程度上使冲突升级至新的阶段，使战争长期化、复杂化、扩大化风险上升。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积极寻求公正合理方案，推动危机政治解决，让和平早日降临。

当前，欧洲面临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的双重冲击，是全球主要力量中受影响最大的一方。双重危机叠加共振，其影响相互增强、相互放大，给欧盟带来全方位打击。这既凸显欧盟战略自主的缺失，也凸显欧盟加强战略自主建设的紧迫性。欧盟深受双重危机影响，希望美国能考虑到欧洲利益。不过，美国无论是谁当选，执行的都将是“美国优先”政策。欧洲如果不能奋发图强，团结一致推进战略自主，未来处境将更为堪忧。

芬兰对外政策180度大转弯最重要的原因还是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引起了芬兰独立的民族意识和对战争的集体记忆。由于历史原因，芬兰对于独立、安全的诉求强烈。另外还有两个因素不可忽视，即新冠疫情的冲击和社交媒体对乌克兰危机的广泛关注和传播，前所未有地推动了芬兰民众对国家独立和自身安全的强烈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