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调整步伐明显加快，更加关注与中国的分歧，对华合作积极性减弱。2023年7月，德国政府发布首部“中国战略”文件，涵盖政治、经贸、文化及科技等多个领域。虽然文件中“去风险”一词仅出现五次，但这一概念贯穿始终，以突出“国家安全”和“降低对华依赖”，强化“竞争者”与“制度性对手”定位，弱化“伙伴”关系。德国将“去风险”作为战略预置，试图通过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来掌握未来地缘政治经济竞争的主动权。

一年多以来，“去风险”已成为德国舆论与对华政策中的核心议题。尤其在经贸领域，德国推进外资审查、调整投资担保制度、供应链审查及对特定产品的出口管制，对中德关系产生了较为显著的负面影响。

减少对华依赖以保持自身竞争力

德国“去风险”政策有两个核心目标：降低供应链脆弱性和应对与中国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压力。近年来，德国在电动汽车、半导体和绿色能源领域的供应链高度依赖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韩国等。例如，德超过80%的光伏组件从中国进口，锂电池和稀土等关键材料的进口同样高度依赖中国。同时，中国在新能源和电动汽车领域的迅速崛起对德国的传统制造业构成了冲击。今年上半年，德国汽车及相关配件出口下降，中国的纯电动汽车出口则稳步增长，占据全球电动汽车市场的重要份额。这种市场失衡促使德国政府认为，必须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以保持自身的经济竞争力。

德国外部的有利环境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如和平红利消失、能源成本上涨等带来了德国的“去工业化”危机，其竞争优势被削弱。同时，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不断攀升，对德国造成巨大的心理冲击。作为国家身份重要象征的德国汽车工业如今正面临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崛起所带来的挑战。这种产业优势的流失引发了德国社会的危机感与恐惧感，由此其对华态度逐渐从以往的合作转向了竞争与防范。尽管德国政府最终表示不支持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但德国舆论和部分政客反复炒作中国电动汽车的议题，希望把市场准入与技术转让挂钩，引导中企加大在欧投资，推动中企实现技术转让。部分德国学者甚至建议德效仿中国改革开放时期采用的合资企业模式，通过产业合作促进技术转让，以缩小中德在电动汽车、数字技术和绿色能源领域的技术差距，增强德自身的技术实力。

为实现上述目标，德国采取了限制性措施与多元化布局并行的策略。在限制性措施方面，德国政府加强了外资审查，对涉及关键技术和基础设施的外国投资进行严格管控。去年以来，德国经济部多次阻止中国企业收购德国的高科技公司。德国还实施了严格的出口管制，限制关键技术和高端设备的对华出口，以防止技术外流。在多元化布局方面，中国德国商会推出了“中国+1”策略，鼓励德国企业拓展印度、越南、泰国等其他亚洲市场，以分散所谓的供应链风险。去年，德国从东南亚国家的进口不断增长，其中印度和越南的增幅尤为显著。德国还积极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的联系，通过拓展新的贸易合作伙伴，进一步减少对中国市场的过度依赖。

政策逐步落地

“去风险”不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其政策确实在不断落实和推行中。根据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德国推动对华“去风险”取得了一些进展。

据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德国从中国的进口下降了11.7%，至360亿欧元；德国对华出口商品价值下降1.1%，至240亿欧元。今年第二季度，德国与中国的贸易额为600亿欧元，低于与美国的贸易额632亿欧元。虽然中国已连续第八次成为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2023年中德双边贸易额为2531亿欧元，但仅比德美双边贸易额多7亿欧元，2022年这一差异为500亿欧元左右。

德国企业在联邦政府的要求下，增加了从东南亚等其他国家的进口。2023年德国从中国进口额同比下降19.2%。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数据，在德国自中国进口的800多种商品中，约70%出现了明显的进口比重下降。同时，2023年德国从越南、日本和印度等国家的进口有所增长，部分替代了对中国的依赖。当然，德方此举除了“去风险”的考虑，还有自身经济疲软等原因。近期，德联邦政府下调官方经济增长预期，经济部预计今年经济将继续萎缩0.2%，此系其经济连续两年陷入衰退。

“去风险”政策也外溢到人文交流、科技教育领域。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近日推出一个新门户，以追踪中国在人工智能、半导体、绿色技术、互联网与通信技术、生物技术和量子技术等六个领域的发展情况。这个名为“中国科技观察站”的项目获德国联邦教研部46万欧元资金支持，目标是提供一个更好了解中国在关键技术方面进展的工具，协助德国和欧洲评估在需要保护的重点利益领域与中国合作的“风险”。墨卡托研究中心称，中德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中国投入了大量时间和金钱来了解欧洲科研人员或大学的科研信息。德国教研部长瓦青格称，中国正日益成为科研领域的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在与这个国家打交道时不应该“天真”。

尽管如此，中德经贸关系依然相对紧密，中国仍是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2023年中德贸易额占德国外贸总额的8.8%，尽管与美德贸易额的差距缩小，但中国依旧是德国最主要的商品供应国，尤其是光伏系统、便携式电脑和锂离子电池等关键技术产品，德国对其的进口比例仍然非常高。这使得德国企业在多元化布局的同时，依然无法完全摆脱对中国市场和供应链的依赖。今年上半年，德国对华直接投资总计约73亿欧元，超过2023年全年的65亿欧元。大众和宝马等企业在中国的扩张计划表明，中国市场依然是德企的重要利润来源。尽管政府希望推动企业“去风险”，但出于对市场的考虑，许多企业依然选择加大在中国的投资。

实施难度在增加

未来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将增加德国“去风险”政策实施的难度。德国经济部预计，德2024年全年经济增长率将为负0.2%，这将进一步加剧企业的经营压力。此外，由于特朗普已在美国大选中获胜，德国对美出口可能暴跌。中美之间可能爆发新一轮贸易冲突，特朗普曾扬言要对中国商品征收高达60%的关税，这将间接影响出口导向型的德国，德国需要进一步评估实施“去风险”政策带来的风险。

“去风险”是一把双刃剑，尽管德国政府和舆论希望推动企业落实“去风险”政策，但该政策对德企尤其是中小企业的消极影响较大，企业自身会根据实际经济利润和风险评估细化与调整政策。总体上，德国经济界比较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德国巴斯夫集团CEO凯礼接受德《商报》专访表示，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保持乐观。他认为，中国经济的积极面显著，中产阶层壮大、消费活力释放以及社会具有“革新”和“前行”的文化基因都有助于经济增长。尽管新冠疫情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但这也帮助社会情绪从以往的盲目追求高增长校准至更加理性的状态。同时，他指出，印度等国家难以替代中国市场的地位。目前，全球三分之一的产值和超过一半的化工行业产值来自中国，中国已是全球最大的化工市场。

此外，由于德国不同政党和决策者对中国的态度不尽相同，其在对华“去风险”政策上的看法并不统一，总理府和经济部在这一问题上就存在分歧，这将影响该政策的落实。内部分歧不仅导致德国自身难以形成明确且统一的对华战略目标，而且造成了德国与欧盟及其他成员国在对华“去风险”态度上的温差。例如，德国在5G网络、电动汽车关税、汉堡港、德国著名汽车线束制造商莱尼股权出售协议等议题上与中国的合作态度较为温和，而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领导下，欧盟的态度则更加强硬。冯德莱恩对新一届欧委会委员的提名进一步巩固了她在欧盟的影响力，尤其在新欧盟贸易委员塞夫科维奇的支持下，欧盟将更加坚定地强化对华“去风险”议程。这种强硬立场与德国的模糊与保守形成了对比，也表明德国在欧盟中的影响力有所下降。

自推出“中国战略”以来，“去风险”虽已成德国对华政策的“主基调”，但其实施面临着诸多复杂挑战和不确定性。德国需要深入思考和认真评估“去风险”本身可能带来的新风险。德国与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参与者，应在加强经济联系的基础上深化合作，推动两国在气候变化、绿色发展、数字经济、新能源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德国应避免将经贸合作政治化，防止政治干扰成为中德关系的“新常态”，推动各界全面、理性地看待中国，保持建设性对话。这不仅有助于维护两国经贸关系的稳定，更能为未来在复杂国际环境中的共同发展奠定基础。

（作者顾苏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讲师，杨解朴为中国社科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主任、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