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的挑战和影响被放大的背景下，曾经保证德国成为欧洲稳定之锚的“默克尔体系”似乎提前进入了瓦解状态。尽管默克尔正在最大限度地挽救处于自由落体状态的基民盟，但基民盟要么陷于重重机制和积习难以自拔，要么似乎刻意与默克尔保持距离。大疫和大选年的德国政坛，正经历一场剧烈的震荡。

目前意大利新政府执政基础较为稳固，但其经济复苏前景不容乐观。鉴于英国已退出欧盟，意力争提升在欧盟内话语权，以抓住英国脱欧后欧盟权力格局重组的机遇提升自身地位。尽管意新政府确实有望令意大利在欧盟内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然而，考虑到德拉吉政府最多仅能执政两年，这无疑将限制其各方面政策的推开。

泽连斯基做出制裁决策的背后有着内外因素多重考虑。其一，顾虑同意股权收购将危及其执政安全。其二，顾及乌克兰决策层中亲西方者诉求。其三，美国因素。不过，由于泽连斯基对华政策相对前任更加积极务实。近年中乌经济合作发展势头迅猛，这次制裁风波只是中乌经济合作中的个案，不涉及其他合作项目，也不会改变中乌经济合作不断推进的大势。

尽管俄欧存在恢复战略互信、避免军事挑衅与摩擦的对话需求。另外气候变化、能源合作以及伊朗、叙利亚等地区热点问题，也可能成为双方维系有限互动的切入点。但在美国重塑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大背景下，“安全”压倒“经济”的逻辑，很可能会极大限制俄欧关系出现实质性的改善。

这次疫情危机对欧盟而言是一个挑战，却不是个大的问题。正如前述提到，欧盟成员国之间有宗教认同和文明认同等共同价值观，但其间的异质度也相当高。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一轮的“疫情危机”和上次“欧债危机”一样，反而都是欧盟自我矫正先天构架缺陷的机遇，将有助于欧盟“一体化”进程向更深层次推进。

政治极化和代际更替是近年来从两个方向撕扯德国政治的主要力量，拉舍特成功接班即便能在基民盟党内暂时维持平衡，但并不能彻底解决上述问题。拉舍特接班的意义在于，德国应对上述问题的方式是采取集体接班，从这个意义上说，拉舍特是一位“看家人”而不是掌舵者。有鉴于此，欧洲从现在开始需要逐渐适应一个德国≠默克尔≠政治稳定的新常态。

欧洲人真正关心的，是如何确保数字巨头的行为处在国家与法律的监管之下。今后如何确立技术权力、市场权力的合理范围，使之与主权政治经济权力之间形成合理的关系，将是世界各国长期关注并不得不共同面对的议题，制定出合理的治理框架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本周末，德国执政党将选举出新的主席。由于三位候选人执政选择各异，所以选举结果将在较长时间里影响德国后默克尔时代的走向，也将对欧盟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波及德国对外关系的塑造。这使人对后默克尔时代德国的走向，有期待，有担忧。

鉴于欧洲实力逐渐衰落，正远离世界地缘政治中心，所以“保护”成为欧洲内外政策主基调，其战略取向趋于保守。这样会使其国际地缘政治对抗性上升，特别是阵营化对抗风险加大。未来西方对中、俄，两大阵营对立的战略态势可能很难逆转。同时，未来欧洲可能更多站队美国，联合西方国家共同应对中国。但与中美之间的竞争性关系不同，未来中欧之间仍将是一种总体良性的竞合关系。

德国在2020年下半年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经受住了重重政治考验，整体上发挥了欧洲大国的责任担当和领导角色，引领欧盟的战略自主、绿色转型和数字创新，《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签订更是在最后一刻为德国担任轮值主席国增添了浓重的收官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