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美国、德国、法国、荷兰、丹麦、芬兰、挪威、瑞典、加拿大与新西兰十国驻土耳其大使在社交媒体上集体向土耳其“发难”，要求土耳其执行欧洲人权法院的决定，释放已被拘留长达四年的土耳其商人奥斯曼·卡瓦拉。10月23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下令宣布这十国驻土大使为“不受欢迎的人”，此举一度被舆论认为是“驱逐”前的第一步。但此后双方矛盾却迅速“烟消云散”，令国际社会“颇费思量”。那么，土耳其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十国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西方缘何施压

2016年7月，土耳其发生未遂军事政变。土耳其政府指认政变由宗教人士费特胡拉·居伦及其支持者组成的“居伦运动”发起。土政府随后发起了肃清“居伦运动”行动。而土耳其商人奥斯曼·卡瓦拉因被土耳其认为涉嫌与2016年未遂政变有关，被土检方以“从事间谍活动”的罪名收押至今。

该事件便是本轮土耳其与西方关系一度“急速恶化”的导火索。面对西方十国的“兴师问罪”，土耳其不甘示弱。土议长、司法部长、内政部长等政府高官相继发声谴责，土政府还紧急召见了十国驻土大使表明立场。双方在经历了数日“口水仗”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最终将这十国大使定性为“不受欢迎的人”，距离下达“逐客令”不远矣。事实上，这并非西方国家首度就卡瓦拉释放问题向土耳其施压。2019年底，欧洲人权法院曾呼吁土耳其立即释放卡瓦拉，理由是土收押卡瓦拉“缺乏合理证据”。今年2月，美国国务院公开表示：“针对卡瓦拉的指控似是而非，对他的持续拘禁及对其审判结果的拖延，破坏了对‘法治与民主’的尊重。”

卡瓦拉远没有费特胡拉·居伦那样的国际知名度，但却成为近年影响土耳其与西方关系的焦点人物并非偶然。卡瓦拉虽不是政治人物，但有多元身份，他既是烟草大王，也是社会活动家、民间组织支持者、艺术与文化非盈利组织创始人和慈善家。更为关键的是，卡瓦拉对土耳其库尔德少数族裔权利问题、环境问题、民权问题乃至对推进土耳其与亚美尼亚关系正常化等，都有特殊关注与积极推动。不难看出，卡瓦拉的身份符号恰好符合西方的“独特口味”。然而，土耳其对其公民进行拘留调查具有完全的管辖权，西方十国驻土大使无视这一事实集体呼吁释放卡瓦拉，不仅是对“不干涉他国内政”这一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践踏，也与其外交人员身份严重不符。

十国各有目的

近些年来，土耳其在周边外交及中东外交中与西方国家摩擦不断，这使其与北约其他成员国之间出现诸多分歧，土美关系、土欧关系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此次西方再度利用卡瓦拉事件借题发挥，表面上是在“民主与人权”问题上向埃尔多安叫板，实际上反映了西方对土耳其在2016年未遂政变后的政治进程走向感到焦虑。此外，西方十国高调对土施压的根本原因在于“跨大西洋”的西方“价值观外交”呈迅速升温之势，而美国拜登政府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推波助澜”角色。纵观此次对土“发难”的西方十国，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美国及其非欧洲盟友加拿大和新西兰；第二类是欧盟成员国德国、法国、荷兰、丹麦、芬兰和瑞典；第三类是未加入欧盟的北欧国家挪威。这三类国家对土施压背后目的各有不同。

首先，就美国、加拿大和新西兰而言，美国是此次对土“价值观外交”的主导者，加拿大与新西兰则对美“亦步亦趋”。自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一改特朗普执政时期在对外关系中的实用主义倾向，明显加大了“价值观外交”力度。因此，拜登政府在外交逻辑中愈发强调“民主与人权”的比重，尤其对“异质文明”盟友。拜登政府牵头利用卡瓦拉事件敲打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其在2021年通过公布“沙特记者卡舒吉遇害事件”调查报告敲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萨勒曼如出一辙。

其次，对欧盟国家来说，紧跟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对土施压实际上是其一贯立场使然。欧盟建立的支柱之一是各成员国共同秉持的“欧洲人权价值观”，长期以来，欧盟在其非洲与中东“后院”大力推进“民主治理”。土耳其长期申请加入欧盟，因此欧盟对土耳其的“人权问题”更是“高度关切”。

最后，北欧国家根深蒂固的“和平主义传统”是其在“人权问题”上对土施压的思想基础。挪威是“北欧和平主义”的典型代表，与丹麦、芬兰和瑞典不同，挪威迄今仍未加入欧盟，它与土耳其也并无太多瓜葛。此次对土施压主要是由于挪威在民主、人权、和平问题上有着相对“超然”的关切。

矛盾“烟消云散”的背后

此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十国对土耳其的施压激起了埃尔多安的强硬回击，双方关系一度有跌入冰点的强烈意味。然而10月25日，就在土耳其宣布十国驻土大使为“不受欢迎的人”的两天后，美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发表声明，宣布将遵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41条的规定，作为对此次引起土耳其方面激烈反应的回应。依据该条，外交人员必须遵守驻在国法律且不得干涉驻在国的内部事务。随后，其余九国驻土使馆也相继发表类似声明。一次看似即将“一触即发”的外交危机就这样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烟消云散”。究其原因，美国在“趁乱出击”与“顺势降温”上的时机选择，均与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办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六次峰会有着密切关联。

此次罗马峰会的举行时间是10月30～31日，美国在峰会前十余日以卡瓦拉事件为由对土耳其采取集群式的边缘博弈，意在进一步探测埃尔多安对西方妥协的底线。本次峰会是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以来的首次二十国集团线下会议，美认定埃尔多安对该会议极为看重，以埃尔多安对西方十国声明的态度来为西方领导人与其见面进行定调。实际上，埃尔多安的强硬回应本身就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预判之中，再加上西方国家不能完全忽视土耳其在二十国集团中的重要地位，为己方领导人与埃尔多安的见面及时创造“和谐”氛围便“顺理成章”。然而，从此次事件初期的“居高临下”到声明遵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言辞恳切”，呈现出的是西方国家对土耳其既重视又忌惮的矛盾心理。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