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变局意味着北约在能力、责任和承诺等方面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欧洲国家将自身安全保障寄托在日趋苍白的条约文本上已经愈发不切实际。看来，在欧洲周边地区安全风险外溢、欧洲频繁遭遇“池鱼之殃”的今天，欧洲对北约的信心损耗恐怕难以修复和逆转，在“特朗普冲击波”后又经历“阿富汗冲击波”的欧洲恐怕也必须走出一条跳出“舒适区”的新道路。

此次德美就“北溪-2”项目达成协议，不仅体现了美国拜登政府对德、俄的某种拉拢和妥协，部分协议条款也映射了欧盟各国和欧盟机构对于能源安全、能源外交以及地缘政治的不同关切。未来，在欧盟整体推进低碳化和自主化的能源气候政策趋势下，具体问题上的最终决策结果将普遍反映欧盟各个行为体之间立场平衡与博弈的结果。

自《里斯本条约》强化了欧洲议会在欧盟对外关系领域的权能以来，它积极参与欧盟对外决策。在具体实践中，它还试图超越《里斯本条约》规定，进一步扩张权限。不过，就欧洲议会对欧盟对外决策的干预是否合理、有效，它明显缺乏审慎的思考。欧洲议会在对外关系中激进用权时，它应以欧洲议会的机构利益为重，还是以欧盟的整体利益为重？

尽管本轮大区选举没有颠覆“国民联盟”党、共和国前进党和传统中左、中右派政党各自的基本盘。但它给明年总统选举透露出一些风向：首先，共和国前进党得票率低，给法传统大党留出更多政治空间。“国民联盟”的表现拉低了勒庞明年当选的可能。鉴此，传统政治力量的候选人或成为马克龙和勒庞外的选择。目前，法国选民在心理上已不属于特定政党，不排除明年总统选举中出现另一个像马克龙那样迅速崛起的不知名候选人。

当前立陶宛一系列越线举动，既是因其去年政党更迭后外交政策的调整，更有美国等作为“背后影舞者”的推波助澜。

新冠疫情暴发后，欧盟对世界的认知发生变化。在此基础上，欧盟对欧中关系进行了“再定位”，这意味着欧洲对欧中关系的判断正在发生质的变化。今后如何判断未来欧盟对华政策的走向？首先，欧盟对未来中欧关系竞争性的强调意味着双方关系发展不会平坦，需要我们善加管理。其次，欧盟仍将在中美之间秉持两面下注的心态，他们会同步加强与美国和中国的对话协调。第三，由于欧美仍存在战略上的互不信任，我们推动发展中欧关系仍能找到空间。

欧洲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在各领域都承受着压力，一些结构性问题在疫情催化下不断加剧，社会矛盾日益凸显。首先，欧洲经济下行，民生问题更加艰巨。其次，欧洲社会不平等问题持续加剧。对此，欧盟加紧落实相关措施，推进经济复苏和转型，同时解决社会韧性问题。然而，欧盟各国的诸多社会治理痼疾并非一日之寒，应对相关挑战恐怕将是任重道远。

拜登政府给予默克尔此次一天时间的“工作访问”几乎全套国宾礼遇，希望赋予“朋友、伙伴和盟友”关系层层递进、彼此增强的含义。但在气氛之后显露出来的德美乃至欧美关系现状，却是既回不了头又迈不开步，“朋友、伙伴和盟友”关系已今非昔比。尽管“后默克尔时代”的德国和欧洲，仍会面临美国在对华关系上的持续压力，但默克尔离开前所表现出来的理性，应该成为她外交遗产中最值得继承的部分。

德国在经历了美国特朗普政府和疫情的双重打击之后，终于回归为美国的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这次会见，气氛还算融洽，但从访问成果的“华盛顿宣言”的几个议题里不难看出，德美、欧美之间的分歧和裂痕存在于各个方面。这使人们清楚地知道，横亘在大西洋中央的裂痕并非全是特朗普留下的遗产，也不可能因为政府换届或同享价值观而消弭。

目前法国亟需进行一场彻底的改革。谁更能赢得法国民众的支持，谁就可以领导改革。由此可见，在一个亟需大力推进改革的法兰西，作为一名务实型的“改革先锋派”总统，马克龙在明年大选中连任依然有戏。不过，鉴于法国社会难题长期存在，马克龙也面临诸多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