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默克尔时代”,中欧关系虽面临严峻挑战,但仍可保持大局稳定。双方经贸、政治和人文合作都将进行调整。中国始终是欧洲一体化的坚定支持者,而欧盟始终追求“战略自主”,加之欧洲国家的重要性在美国的战略框架中地位逐渐下降,这些因素有助于欧洲保持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 |
默克尔卸任对德国而言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她当政期间积极推动中德务实合作,对中欧构建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也作出了很大贡献。在美国特朗普政府秉持单边主义、霸凌主义的时期,中欧关系成为“不确定世界”中的确定因素。那么,在“后默克尔时代”,中欧关系还能延续这种良性的发展势头吗? 目前,欧洲仍未走出新冠疫情的阴影,经济复苏乏力,民粹主义兴起,社会矛盾尖锐,中欧关系也面临着相当严峻的挑战。2021年3月,由于欧盟某些机构和个人以谎言和虚假信息为借口对中国实施制裁,中国采取了必要的反制措施。5月,欧洲议会决定冻结审批历时7年才完成谈判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欧洲国家一些不负责任的政客为谋取政治利益,故意做出对华强硬姿态。欧盟某些“新成员国”自以为有美国撑腰,公然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同时,近年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在投资审查、技术合作等方面出台了不少具有保护主义色彩的立法,也有可能对中欧经贸合作产生消极影响。 但是,当我们审视中欧关系未来走向的时候,不应受到这些消极事态的影响。这是因为,中欧关系将近30年的良性发展给双方乃至世界都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在这个过程中曾经出现过很多波折,但挑战最终都被克服了。默克尔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她能够正确认识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坚定秉持互利共赢的外交理念。默克尔的特点是理性务实,而这也正是欧洲政治的主流。 目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欧关系也会发生变化。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后默克尔时代”,中欧关系仍然可以保持大局稳定,双方能够把未来变化限定在“稳定中调整”的范围之内。 一是中欧经贸合作将在规模稳定的同时进行结构性调整。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欧盟与中国贸易总额达到5860亿欧元,同比增长4.46%,对华贸易占欧盟外贸总额的16.07%,中国是欧盟最大的国际贸易伙伴。 近年来,中欧经贸合作面临原有互补性缩小、合作形式单一、合作领域受限等挑战。在欧洲内部,存在着在经济上“减少对华依赖”“重构产业链”等方面的舆论压力。但是,疏远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成长中市场,对高度外向型的欧洲经济来说肯定是不明智的。只有中欧双方在经贸领域共同寻找新的互补性,创新合作形式,拓展合作领域,才能延续互利共赢的局面。 二是中欧政治合作将在框架稳定的同时进行延展性调整。中国与欧盟及其成员国建立了多层级、多领域的战略对话机制,对确保双方政治合作的稳定性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基石。中国和欧洲都坚定奉行多边主义,虽然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利益诉求上有很大不同,但在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反对恐怖主义、防止核扩散等方面,中欧之间都有着广泛的共同性。作为负责任的国际行为体,中国和欧盟及其成员国政治合作的领域将越来越大,因为这是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 三是中欧人文合作将在意愿稳定的同时进行充实性调整。文化交流是中欧合作的“第三支柱”,已经建立了多形式、多领域的对话交流机制,人员往来不断增加。这反映出双方想为经贸、政治合作创造坚实文化基础的共同意愿。 受新冠疫情影响,近年来中欧人文交流有所停顿,亟待充实提高。人文交流的目的是增进相互了解、增强相互尊重、强化相互信任,对构建良性国际关系而言不可或缺。只要中欧保持加强经贸、政治合作的意愿,增进人文交流的意愿就不会减小,相信疫情之后能够得到迅速的恢复与发展。 因此,未来“后默克尔时代”中欧关系的发展,总体上应该是乐观的。中国始终是欧洲一体化坚定的支持者,欧盟始终都在追求“战略自主”。最近美英澳三方安全联盟AUKUS的建立说明,在美国的国际战略框架中,作为北约盟友的欧洲国家的重要性正在下降。同时,未来中美关系也并非完全没有转圜空间。这些因素有助于欧洲保持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确保中欧关系在稳定的前提下逐步完成各种时代变化所需要的调整,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文章转自“观中国”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