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拉斯没有深厚政治根基，因而很大程度上会受到英国保守党内主流势力的左右。近年来，英国保守党内由于缺乏政治新思维，顽固势力日益强大，“强议会弱政府”的基本权力架构在未来一定时期内是英国政治的主要特征。因此，早已贴上外交政策强硬派标签的特斯拉在外交政策选择上的腾挪空间将非常有限。

德国会拿出切实的战略规划和落地框架，再军事化只会强化现有欧美军事体系，这是朔尔茨对德军高层传达的主要目的。其次，德国将以何种方式实现军事崛起，并对欧洲一体化及安全格局承担何种责任，这是它需要向欧洲伙伴说清楚的重点。再次，在对欧盟有所交待并安抚了欧洲伙伴后，德国还需要回应来自华盛顿和巴黎的关切：在欧洲“战略自主”和北约扩张的夹缝之间，德国政府试图平衡二者的安全利益。

如果查尔斯三世在应对国家危机时不能展现出类似于他母亲那样的政治智慧和领导力，那么英国公众对王室的信任势必下降。未来可能有更多的英联邦王国成为共和国，英联邦的成员结构和运行方式可能会出现变化，但作为松散组织的英联邦在将来依然会继续存在下去。鉴于第二次苏格兰独立公投需得到英国下议院的授权或者至少要得到英国最高法院的裁决支持，但他们不可能让独立派如愿。更重要的是，大多数苏格兰民众反对独立。因此短期内，苏格兰难以独立。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在中短期内更是难以实现。

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和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到来，给不少欧洲国家带来更大的挑战，欧洲在这轮全球化大潮冲击下尽显制度弊端和国力衰退。可欧洲传统建制派政党和政治精英找不到治理国家的良策，从而令欧洲民粹主义思潮泛起。预计未来几年，欧洲政治风向会进一步转向右翼民粹主义，但民粹主义政党欠缺上台执政的经验和实践，前景并不乐观。当然，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并非一无是处，真正上台执政后也许会修正此前的政策宣示。

英女王辞世及俄乌冲突升级这两大事件给举步维艰的欧洲平添新愁，再加上国际和地缘上日趋复杂的挑战，一个多层面构架和多角关系的欧洲及其各个成员国，更应将维护欧洲稳定放在第一位。鉴于现在和俄罗斯真正能说上话的也就剩下法国，作为欧洲大国，德国和英国可积极配合马克龙的斡旋和协调，兴许这是欧洲下一步是否能够走向稳定和增长的关键之一。

英国新政府虽然深知应对经济和民生问题是其首要挑战，然而其重在减税、去监管等经济自由主义政策主张，对应对供给端通货膨胀和企业与消费者面临的成本危机而言无疑是南辕北辙。同时，英国在财政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还宣布要将防务开支提升至GDP的3%，以及持续向乌克兰输送军事援助等做法，亦令自身应对经济危机的公共财政空间愈发捉襟见肘。如果特拉斯政府不能找准英国经济病灶并且精准有效施策，英国经济恐怕将难以找到反弹复苏的方向。

伊丽莎白二世的离世，意味着至今饱受争议的威尔士亲王查尔斯将要继承王位。对于反对王室、厌恶查尔斯的英国民众来说，这些很可能到来的现实会成为他们反对君主制的由头，进一步撕裂英国社会。同时，对生活在第二个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人来说，女王在多事之秋逝去，在当下难免被解读为英国进一步衰落的预言。

成立这个委员会本身也相当于隐晦地承认马克龙上届任期内所做的和解努力的失败，在这种背景下想要调动民众的参政热情，谈何容易？更难克服的是，法国严重的党派分化与对立已经给这个刚刚上线的新机制带来巨大阻力。不同于上一任期，马克龙主导的党如今在议会中已无优势，各派对于“重建”的理解存在着深刻分歧，政治认同碎片化，致使政府的改革一直备受掣肘。

科索沃局势再度紧张表明，科方在利用乌克兰危机升级后产生的地缘政治新变化，企图对塞科冲突的叙事进行重新包装，将塞科之争塑造为“亲西方和反西方之争”。但在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下，欧洲无法承受巴尔干半岛重燃战火。美国和欧盟已深度介入西巴尔干，也不会放任局势失控。因此，目前塞科关系的紧张不太可能演化为巨大的地缘政治危机。但在科索沃地位最终解决前，塞科摩擦会持续，科索沃的国际治理将始终是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

领导人、国家和时代，是考察英国对华政策的三个变量，它们也构成英国对华政策的“金字塔逻辑”。尽管金字塔的底层逻辑是负面的，中层逻辑也不乐观，金字塔的上层逻辑充满潜力和希望，可难回中英“黄金时代”。但鉴于中美关系短期难以改善，欧盟国家要协调一致相当困难，而英国有着实用主义传统，因此我们需重视对英关系。待伦敦认识到中国市场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时，他无疑会调整对华政策，让金字塔的上层逻辑牵动中层逻辑，抑制底层逻辑的干扰，从而对欧美产生一定影响。所以，在对英关系上中方不妨更加积极主动，努力寻找不涉及敏感话题、可以开展合作的领域，让中英合作发挥全球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