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特拉斯是约翰逊政府政策的坚定支持者，这并非是单纯地执行命令，而是在思想和认识上达到了高度统一。可以预见，特拉斯担任首相后将继续推动约翰逊的内外政策，进一步落实上届政府的各项战略布局。

目前各项民调均显示特拉斯优势明显，她可能成为又一名女性英国首相。此次党首竞选，保守党“右转”趋势明显，两位候选人也符合这一趋势。他们的政策主张差异主要体现在经济问题上。这反映了他们分别代表保守党内不同力量。苏纳克代表中间派和“建制派”，特拉斯代表党内右翼、强硬“脱欧”派。由此可知，未来英国“脱欧革命”带来的政治剧变还将继续，但对英国国力的提升作用有限。主张回归务实路线的中间派难以压制强势的右翼势力。后者倡导的“小政府”政策能否给经济注入活力尚不可知，但必将压缩英国短缺的公共服务，民众将承担后果。

从维护美欧联手削弱俄罗斯的大计出发，欧盟不会轻易放弃对俄制裁，而是不计代价，将对俄制裁进行到底。但另一方面，欧盟饱受对俄能源制裁反噬效应的戕害。随着制裁持续推进，反噬效应也将不断发酵，放大成员国对能源制裁的分歧和矛盾，加重成员国损失，侵蚀能源制裁的决心和意志。欧盟能否硬扛到底还有待观察。

德拉吉政府垮台后，意大利民众普遍感到失望，国际主流舆论也表达了对意大利未来的担忧。实际上，德拉吉政府原本就将于明年春季卸任，其提前半年下台对意大利政治经济的影响应该不大。但不可否认，意大利提前至今年秋季举行大选，的确其政治经济前景变得更加不确定。同时，德拉吉政府垮台也将导致意大利与欧盟的分歧或再次扩大。

对乌、摩、格三国来说，加入欧盟是加入北约无望后的替代选择。而欧盟给予乌、摩候选国地位与格“欧盟前景”承诺，更多地是为展现其对三国的政治支持。鉴于欧盟冗繁的入盟程序、较为苛刻的入盟标准以及当前乌克兰危机的态势，乌、摩两国从成为候选国到正式入盟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目前欧洲政治精英已经意识到战略自主“脑死亡”的说法带来的警示意义，同时欧洲学者和民间对该议题的关注也越来越凸显。从客观上看，欧洲正努力打造实现其战略自主目标的基础，并为此积蓄力量。而在这一过程中，中欧关系不应被美国对华政策所绑架，这样才能给欧洲带来更大的战略自主空间。

7月7日，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宣布辞去保守党领袖职务。造成他辞职的直接原因是其政府成员的“集体逼宫”，而深层原因则是英国国内通胀高企、经济低迷造成的民生艰难。按照英国的政治体制，保守党内将选出新的领袖出任首相。无论谁继任下届首相都很难解决英国目前面临的问题，更不足以给世界带来重大影响。

就德国最近遭遇的经济问题而言，本质是全球化退潮的过程中，危机逐步叠加、引爆的结果。无怪乎，“摆脱依赖”“战略自主”已成为近年德国和欧洲政界的流行词。但对深度嵌入国际产业链并享受了数十年繁荣果实的德国和欧洲而言，如何在后全球化时代探索一条新的道路，以求“独立而不自我孤立、自主而非自给自足”，是重大而紧迫的挑战。

俄乌冲突大背景下，尽管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显现出不少新变化，采取了相对强硬的态度和手段，也调整了大国关系，愈发倚重美国，疏远中俄。但务实与平衡仍是德国对外政策的根本出发点。目前来看，新政府也是在继承默克尔遗产的基础上进行适度调整，而非“彻底颠覆”。同时，鉴于德国的领导作用弱于默克尔时代，未来德国将透过西方联盟和提升自己在联盟内的地位发挥对外影响力，其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属性将更为鲜明。

当前英国面临全方位危机，这些危机主要由英国的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运动等酿成。而英国政客无法找到恰当解决方案，只能“摆烂”“比差”，看谁撑得更久，所以短期内危机都不会消失。英国打着“全球英国”旗帜重返国际舞台，其行动更多是进行搅局而非建设性领导。有关行径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作用，未来英国可能遇到比此前更大的危机和混乱。